第六部分：冲击与韧性：通过高管意见追踪疫情的影响

6.1 新冠疫情危机对竞争力指标的影响

当前的健康危机对企业领导者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的《高管意见调查》反映了其中许多观点。一些领域的认知表明，危机期间某些领域的进展严重停滞或出现倒退；而另一些领域的领导者则认为，与以往的趋势相比，情况有了显著改善。表6.1总结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认知变化幅度最大的五个领域。

对比 2020 年商界领袖的观点与过去三年的观点，可以发现，自疫情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以下情况：1）服务业（网络服务、专业服务和零售服务）的竞争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疫情爆发以来过度依赖平台所致，从而加剧了这些市场中本已日益严重的赢家通吃的经济格局；2）企业间的合作减少，这可能与封锁措施减少了交流和人员流动有关；3）寻找技能型人才变得更加困难，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这一阶段（面向数字经济）所需的技能缺口进一步扩大。

自疫情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的商界领袖注意到：1）与犯罪和暴力相关的企业成本增加；2）有组织犯罪猖獗。然而，这些变化反映了2018年和2019年积极趋势的逆转，因此应被视为在这些方面持续进展的部分倒退。除上述方面外，商界领袖还指出：3）司法独立性下降，这是疫情爆发前就已存在的持续负面趋势；4）竞争进一步减弱；以及5）公众对政界人士的信任度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危机在某些方面也引发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反应。在发达经济体中：1）企业领导者对政府应对变革的评价高于危机前，尽管基数较低；2）企业内部合作有所增加，因为企业必须更好地利用内部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企业间合作减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3）风险投资的可用性持续改善（延续了之前的趋势），但同样也是从较低的基数开始；4）企业领导者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虽然仍不完善，但对应对危机起到了一定作用；5）银行的稳健性今年继续改善，延续了之前的趋势，这可能也得益于及时的政策应对。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商界领袖对以下三个方面持有相似的看法：1）政府应对变化的措施；2）企业内部的协作；3）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众对政界人士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与往年相比，商界领袖对2020年政府应对变化的措施评价更为积极。这表明，尽管应对第一波疫情的措施获得了积极评价，但并未改变公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水平。此外，在这些国家，平均而言，4）铁路服务有所改善，延续了此前的趋势；5）人才吸引能力也有所提升，这也是一个持续的趋势，尽管今年的评估结果低于2019年，但高于2017年和2018年。

综合来看，这些评估表明，所有企业领导者都对潜在的竞争加剧和治理动态变化感到担忧。此外，在技术前沿国家，企业领导者还担心技能人才短缺。这些结果也表明，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在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当前形势。

虽然高管意见调查的这些见解并不全面，但它们提供了商业领袖观点的独特视角，并明确指出了商业界的需求。

6.2 增强各国应对疫情能力的关键竞争力特征

2020 年的疫情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次冲击，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幸免于难，无论是生命还是生计都受到了损失。

然而，在此背景下，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帮助各国更好地应对疫情对其经济和人民的影响。根据企业领导人通过高管意见调查得出的评估，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抵御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及其直接后果尤为重要。⁴⁸

首先是经济数字化和数字技能。保持社交距离是应对新冠疫情最直接的措施；因此，能够远程维持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国家比那些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更能渡过疫情难关。例如，能够利用灵活工作安排的国家（排名前五的是荷兰、新西兰、瑞士、爱沙尼亚和美国）以及数字技能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排名前五的是芬兰、瑞典、爱沙尼亚、冰岛和荷兰）可以通过提高经济活动的数字化程度来部分调整应对措施。尽管能够实现数字化的行业与无法实现数字化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能够依赖技术和在线提供数字服务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能够利用技术来监测疫情的发展。

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稳健性。由于经济的多个领域都不得不应对全面封锁或商业活动减少的情况，那些已经建立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支持疫情期间无法工作的人们的国家，更有能力挽救生计。例如，丹麦、芬兰、挪威、奥地利、卢森堡和瑞士都可以依靠完善的机制在疫情期间为家庭提供支持。同样，能够通过直接补贴或信贷支持企业的国家可以防止过度破产和失业。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健全金融体系的经济体（如台湾[中国]、芬兰、美国、阿联酋和新加坡）更容易找到资源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这与公共干预措施一起，有助于企业在当前形势下维持运营。

第三，治理与规划。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对各国政府而言都极具挑战性。平衡公共卫生政策与经济和社会政策需要采取次优方案，而这些方案难以评估。总体而言，那些能够更好地规划和协调卫生措施与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国家，在减轻危机影响方面相对更为成功。政策稳定性（政府提供稳定政策框架的能力）可以作为衡量政府规划和协调能力的指标。在这方面表现相对较好的国家包括新加坡、瑞士、卢森堡、奥地利和阿联酋。

第四，卫生系统和研发能力。卫生系统不仅取决于其医疗卫生部门（医院、医生、床位）的规模，还取决于大部分民众能否获得这些服务、公共卫生问题的应对机制以及研发和部署技术应对措施（疫苗）的能力。虽然目前尚无衡量医疗卫生能力的全面指标，但行政意见调查的数据显示，医疗服务覆盖面相对广泛的经济体包括日本、西班牙、中国台湾地区、马耳他和荷兰。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能阻止病毒的大规模传播，但广泛的医疗服务覆盖面可以提供广泛的医疗支持。此外，一些实例表明，曾经历过冠状病毒疫情（例如SARS）的经济体（例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拥有更完善的应对机制和技术系统，因此能够更好地控制疫情，并相对顺利地应对危机。正如本次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疫苗的研发和部署能力也至关重要。因此，生物技术能力更强、大学与企业之间已建立国内和国际合作的国家（瑞士、美国、芬兰、以色列、荷兰）能够开发出应对当前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且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