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风潮起，会有哪些影响？

全球公私部门的领导者仍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原本人们对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持虽谨慎但乐观态度，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对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病毒产生担忧。公共卫生专家知道他们正在与时间赛跑，但令他们惊讶的是：“目前正有一股民粹主义逆潮，批评专家智识上的傲慢。”

尽管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超过50万，这种敌对情绪却变得更加坚定——哪怕是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治专家仍支持这样的观点：

“一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们会注意到，特朗普时代最大的主题是美国专家阶层的失败。本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华尔街日报》撰稿人Barton Swaim

该反对“专业知识”的民粹主义逆潮并不是美国独有的，这样的现象在欧洲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欧盟正在资助一个研究项目，以研究专业知识在民主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应如何为政治决策提供依据。

根据《爱德曼信任晴雨表》的最新研究结果，全球民众对包括宗教领袖在内的大多数学科的社会领袖和精英的信任度下降了。令人惊讶的是，对企业的信任度（61％）高于对政府的信任度（53％），而受访者还认为企业在道德和能力上都更胜一筹。

有趣的是，比起其他大多数机构，企业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专业知识与精英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公司必须设立一个董事会，但许多公司也设有顾问委员会。正如一位博主所言：

“顾问名义上是专家，而董事名义上则是精英。董事的权力更大，游说能力更强，薪酬也更高。企业通常不会要求顾问委员会提供建议，保留他们主要是为了提高组织的声望，而声望是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不是普遍存在的精英性来实现的。”

那么何为精英？精英是经营着可以创造最高水平的经济价值的商业模式的个人或联盟。当然，有时候“精英商业模式”是具有压榨性的。概括而言，精英人士具备应对复杂治理挑战所需的协调能力。精英必须生产并依赖专业知识，否则他们的商业模式将无法可持续发展。

具体而言，精英人士包括企业家、高级公务员、工会领袖、金融家、思想领袖、宗教领袖或最高行政人员。这个话题极富争议，甚至这个词本身也会引起分歧。在整个现代历史上，他们因自私推进商业模式导致的社会弊病而受到各种指责，因为这些商业模式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他们自身财富的最大化。事实真的如此不堪吗？或是正相反，精英人士可以成为历史上的关键专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或许可以比较世界各地的精英，看看如今哪些国家的精英是“高素质”的。

以圣加仑大学为学术领导的一个全球网络项目设计了一项指数——“精英质量指数”（EQx）。该指数根据各国精英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对国家进行排名。这项新颖的指数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指标，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精英人数之和是否扩大了该国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总体经济收益，从而判断精英们是否只扩大了自己的份额。

EQx使用公开透明的方法，从价值创造与价值提取的角度对现有数据集进行重新评估。目前，围绕四个指标领域收集、解读、整理和组织了72个现有指标。最终输出的是EQx国家得分和全球排名。EQx包括两个重要的子指数——“权力”和“价值”。

第一个子指数衡量的是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程度较高时，这样的主导地位将会给国家带来负面效应，因为“权力”是未来寻租的潜力。第二个子指数衡量的是通过生产、交换、人力资本开发、创造性破坏、自由竞争、创新等进行的“价值”创造。“价值”提取是指将价值从价值创造方转移出去，表现为关税、监管、盗窃、歧视、垄断、补贴等。

没有精英商业模式的领导，就没有疫苗，没有特斯拉，没有电商平台，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吸引专家的动力。

因此，从长期来看，“反精英主义”的说法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是倡导去阶级化社会的政治、知识或宗教运动也不得不始终将自己变成社会先锋。既然精英存在于任何国家，那么指数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有精英”与“没有精英”的问题，而是“低素质”与“高素质”精英的问题。“精英是价值创造者吗？”是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精英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EQx中，它被给予中等的“权力”分数。然而，一些国家权力强大的精英并没有滥用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可以想象的具有最高价值创造能力的商业模式中进行生产。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者市场的寻租水平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贸易自由、全球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等多项指标都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相对于（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中国强大的精英阶层实现了最高水平的价值创造。中国的精英素质与一些先进的欧盟国家相当，有指标显示，他们通过创新（即创造性破坏）实现了高水平的生产力增长，并且政府明智地分配了财政支出。由于精英素质高，两国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中都成为了积极的领导者。

我们从新冠肺炎疫情中看到，一些新兴国家保持着一种背道而驰的精英体系：它非常强大，但其要么利用这种强大的力量给予特殊利益集团优待，要么从广大民众那里榨取过多的租金。国家可以因精英素质高而繁荣，也可以因精英素质低而停滞。

欧洲的EQx分数反映了一种深刻而有趣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往往被公众忽视了。德国和法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精英素质水平差距非常大。德国得分高于其邻国，其生产者和劳工联盟的寻租水平都明显较低。这给政策带来的启示不容忽视：欧盟必须假设寻租模式在其许多成员国中存在且占主导地位。受益于新冠肺炎一揽子复苏计划等利民政策的可能不是欧洲公民，而是某些欧盟成员国的地方精英。

EQx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精英素质决定着制度的质量。经营价值创造能力强的商业模式的精英会展开游说，争取促进行业创新或国际贸易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将给那些损害经济的寻租精英带来阻碍。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有经营价值提取性商业模式的精英，其则会遭到过度监管和税收，创造性破坏受阻，人力资本、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低且低效，还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歧视——这是价值提取的最终形式。

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知识精英必须从价值创造的视角来评估每一项新规则和政策。商业模式转型方式之一就是向经济精英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和协调能力来运行增值创造模式。

利益相关者理念吸引了新一代商业领袖的关注，非财务指标被用来帮助“公司衡量和展示他们对打造一个更加繁荣充实的社会、实现地球更可持续发展所作的贡献”。 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来说：精英能够提高所有社会阶层的福利，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

本文作者：

Tomas Casas Klett，教授，中国能力中心（FIM-HSG）负责人，圣加仑大学

李豪威尔，执行董事，世界经济论坛

本文与Caixin Global联合发布，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张丽莉

校对：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