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态焦虑转化为保护自然的果断行动

2024年2月5日

展开关于自然的新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 Image: Getty Images/iStockphoto

Nicole Schwab

多数当下的经济模型并未考虑到自然资本的损耗。
《达斯古普塔报告》显示，人均自然资本在短短30年内大幅下降了40%。
我们正站在一个能够带来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行动，重新构想一个以自然恢复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型

“自然”这个术语十分复杂，且常被误解。比方说，关于“自然”，一位巴黎女商人的理解很可能与亚马逊土著居民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两个人观点之间存在的的悬殊差距，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与自然的接触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样。

然而，在这些差异之外，我们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耗尽了自然资本，以至于地球维持我们生计的能力正在受到损害。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比如清洁的空气、水以及授粉等，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个人福祉。然而，《达斯古普塔报告》显示，人均自然资本在短短30年内已下降了高达40%。

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研究结果反复为人们鸣响警钟。我们已经超越了9个地球边界中的6个。然而，这些边界对于维持整个地球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一旦越过，就会威胁到地球支持人类现有生活能力。《2023年气候状况报告》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气候领域”：地球的35个关键体征中已有20个呈现出创纪录的极端情况；在2023年，人们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月度地表温度，这可能是地球10万年来最热的情况。

这些可靠数据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警告人类，如果我们不彻底地重新思考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作规则，到2100年，30亿至60亿人可能会处在地球的宜居区域之外。

但人们真的理解这个警告了吗？如果我们不再否认自然环境的恶劣现状，我们会不会发现自己不堪重负，继而陷入生态焦虑的情绪，并困于由此导致的不作为呢？我想强调，这并非“非此即彼”：我们有责任承认事实，但同时，如果我们细心关注许多微小的变化迹象，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实则有可能转变我们与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

改变观念

开启关于自然的新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更好地理解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正确评估自然资本，并开始真正承担起保护和恢复自然的责任。

环保主义者大卫·阿滕伯勒爵士和简·古道尔等先锋已为产生这种意识上的变化铺平了道路。青年团体和许多基层组织也正在努力，呼吁加强政治和企业问责制以及代际公平。与此同时，土著人民在管理地球20%的领土和80%的生物多样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终于得到了认可。

在国际层面，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和框架已经形成。这些文件包括COP26通过的《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旨在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公海条约》，以及世贸组织通过的旨在终止有害渔业补贴的《渔业补贴协定》。此外，多边和区域合作也在不断加强，二十国海洋会议与二十国集团之间的密切合作便是生动例证。他们携手同行，旨在促进来自世界主要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建立可持续、包容的海洋。

有迹象表明，这一行动也正在逐渐反映于国家政策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落实国际框架和激励措施，将自然资本的估值纳入主流政策，并鼓励人们采取有利于自然的行动。印度便在2023年的预算中宣布了一项绿色信贷计划，为根据《环境(保护)法案》采取可持续做法的企业、地方机构和个人提供激励。在去年，澳大利亚也提出了《自然修复市场法案》，旨在为完成自然的保护和恢复目标释放更多私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