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里约三公约之年”对企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当前，各国经济与社会正航行于日益复杂的全球格局之中——地缘政治碎片化、财政约束收紧、生活成本攀升以及供应链中断交织叠加。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正以叠加共振的方式，对粮食供应、水资源可用性、基础设施、医疗成本和劳动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削弱经济增长、公共财政和发展成果。

对企业而言，这些影响具有实质性的冲击：资产面临风险，投入成本与保险费用不断攀升，热浪正损害着员工的健康与生产效率。这一切正传导至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前景。这些环环相扣的挑战对弱势群体而言更为沉重，因而也在加剧不平等，增加国家内部及国家间不稳定的风险。而这一切，还叠加着一个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

将这些代价量化来看：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约8780亿美元的损失，而与干旱相关的损失预计将以每年最高7.5%的速度增长。本世纪以来，气候相关灾害已造成3.6万亿美元的损失；每年高达5770亿美元的农作物产值，正因传粉媒介的减少而面临风险。全球多达半数的牧场已经退化，将六分之一的粮食供应和一个巨大的碳库置于危险之中。

面对地缘政治碎片化、气候冲击、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等日益加剧的全球趋势，国际社会需要的是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国家、企业和社区携手应对这些威胁，远比单打独斗更为有效。正因如此，由联合国召集的多边合作始终坚定不移，并不断取得切实进展。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里约三公约已历经三十余年，至今仍是全球围绕自然系统开展合作的核心框架——而这些自然系统，正是全球繁荣的根基所在。每两年，三大公约的进程会形成一次时间上的重合，使各公约的缔约方大会（COP）在同一年相继举行，这便是“里约三公约之年”。

2026“里约三公约之年”已拉开帷幕：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UNCCD COP17）在蒙古国举行；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7）将在亚美尼亚召开；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31）将在土耳其举行。

这种两年一次的时间重合，为充分发挥三大公约之间相互交织的协同效应提供了契机。

今年，三大“里约公约”的候任主席国已将协同效应明确列入优先主题——无论是在各自的多边进程内部，还是在与地方政府、企业、投资者、智库、慈善机构和民间社会等非缔约方互动中，均予以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尽管各国政府是“里约公约”的正式缔约方，负责谈判承诺和制定框架，但是COP成果的落实与执行，最终要依靠包括企业、投资者和创新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今年三场COP大会均设有专门的官方商业论坛：UNCCD COP17的“商业赋能土地论坛”（8月24日）、CBD COP17的商业论坛（10月25日）以及UNFCCC COP31的商业与投资峰会（11月12日至13日），并将商业参与目标融入各大会的主题优先事项之中。

今年尤其如此。在政策信号、投资路径和市场激励等关键领域，扩大并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协调，既是机遇所在，也是现实所需。

企业是这些转型的共同设计者——它们推广技术、调动资本、调整供应链、创造就业与技能，并提供关键产品与服务。事实上，全球绿色经济年产值已突破5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7万亿美元，且绿色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传统收入的两倍。

那些大部分收入来自绿色市场的企业，不仅享有估值溢价，还在以整合的方式应对自然与气候挑战。例如：

然而，当前投向破坏自然的经济活动的资金，仍是以自然为本的投资的30倍。2023年，私营部门向损害自然的活动投入了4.9万亿美元，而投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资金仅为230亿美元。

“里约三公约之年”正是扭转局面的关键契机。

前进的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各国正在将环境考量纳入产业战略和监管框架。卡利基金和抗旱韧性投资机制等创新机制，正开启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抗旱融资的新时代。覆盖全经济领域的方针，正将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土地议题纳入政策制定各方面的主流视野。

七国集团领导人近期正式承认干旱与土地退化是和平与安全风险的“倍增器”，这反映出一种日益增长的共识：环境退化正在深刻影响经济稳定、市场格局及企业的运营环境。

相应地，高效运作的政府已不再将气候、土地和生物多样性行动割裂对待，而是在能源、卫生、基础设施、就业和财政等多个内阁部门中进行统筹应对。他们深知，民众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切实感受到不作为的代价；同时，他们也听到了商界领袖发出的声音——在全球经济向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自然资本价值评估转型的过程中，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然而，政府需要更持续、更直接地听到有行动意愿的企业的声音，关于转型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以及那些可以且必须避免的巨大代价。当前，仍有大量机遇因为政策不连贯、投资信号不清晰以及认知上持续存在的差距，而未能被把握或难以付诸行动。

同样，随着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土地议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日益加深，最成功的企业已不再将它们视为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专属职责，而是作为贯穿各业务条线的核心议题，并将其绩效指标与薪酬和责任挂钩。这一做法在领先企业中已开始落地生根，更多公司采用这一实践的理由也日益充分。

2026“里约三公约之年”，将为企业提供学习、参与、协同行动的机遇，并成为全球从“雄心”迈向“行动”这一进程的参与者。

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企业可通过“商业赋能土地”平台参与其中。该私营部门平台旨在帮助企业将土地恢复、健康土壤投资和抗旱韧性融入其运营与价值链，以支持到2030年恢复15亿公顷退化土地的目标。在亚美尼亚埃里温，大会成果将致力于调动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行动方，加速落实《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2030年全球目标期限和2050年全球目标愿景下，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迈进。而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各缔约方将推进的适应、融资和农业议程，也为将雄心转化为实践提供了又一重要契机。

在一个分裂与动荡的时代，气候、自然与土地领域的行动，可以成为各国在韧性、竞争力和繁荣方面的共同议程，前提是政府与企业能够利用2026年这个契机，不仅通过谈判达成承诺，更共同创建实现这些承诺所需的市场、政策框架、制度与伙伴关系。

本文作者：

亚斯敏·福阿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执行秘书

阿斯特丽德·舒马克，《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执行秘书

西蒙·斯蒂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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