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企业如何在绿色、蓝色与人类系统中重构价值?

企业是推动气候与自然转型的最有力杠杆之一。 Image: Getty Images/iStockphoto
- 工业化和全球经济增长虽然创造了财富、加速了进步,但也导致了生态压力和失衡。
- 自然、社会和福祉被视为增长的外部因素,而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发展则被分别对待。
- 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和现代体系的规模、创新及制度能力,与人类和地球福祉密不可分。
推动工业化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体系创造了财富、加速了进步,但也导致了生态压力和社会失衡。如今,如今,这些体系正给支撑繁荣的自然和社会基础带来日益沉重的压力。
这并非意图上的失败,而是方向上的错位。体系设计不再满足社会不断演变的需求。
自然、社会和人类福祉仍被视为增长的外部因素,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和人类发展被分别处理。这其中每一项都很重要,却彼此割裂。结果不是缺乏努力,而是缺乏一致性。正是在这里,催化资本发挥着关键作用。
地球系统议程为何重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综合的生命系统变得愈发重要,并由此诞生了地球系统议程这一理念。它反映了一种新兴的愿景,即认识到森林、海洋、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生命系统。孤立地应对这些挑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从部门层面的应对转向系统设计的转变。
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如何行动,更在于我们如何思考。
可持续发展并非始于碳指标或金融工具,而是始于对人类在该系统中所处位置的理解。在许多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人类生活与自然世界本无界限。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原则,一直指引着代代相传的决策。
对于那些历经岁月长河的家族企业而言,这种视角并不陌生。曹氏家族的历程始于19世纪末,其发展不仅由商业驱动,更源于一种持久的责任感,那便是对社区、对延续、对维系生命的更广泛系统的责任。
随着业务跨区域、跨行业扩展,这一理念不断演变,但其内在精神始终如一:企业存在于更宏大的系统之中,而非独立于系统之外。
相比之下,现代经济模式的很大一部分却建立在分离之上,包括股东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与生态之间、短期回报与长期韧性之间。现代体系的规模、创新和制度能力,必须与对人类和地球福祉的不可分割性相结合起来。
企业作为可持续转型的杠杆
这对企业的角色具有重要启示。
在气候与自然议题的讨论中,企业常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然而,它依然是推动转型的最有力杠杆之一。企业塑造资本流动、影响市场并构建经济基础设施。问题不在于企业是否应该引领变革,而在于它选择如何引领。
经济演进的下一阶段将需要一场从通过提取创造价值,转向通过再生创造价值的深刻转型。
这一转变无法通过孤立的举措实现。它需要重新思考系统设计的方式,特别是如何将目前分散的领域更连贯地连接起来。
理解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整合绿色、蓝色和人类系统。
绿色系统,即森林、土地和生物多样性,是气候稳定和粮食安全的基础,而蓝色系统,即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则调节着地球的健康状况,并大规模地维持着人类生计。这两类系统正日益被视为关键投资领域。
然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人类系统脱节。
领导者的思维方式、机构的决策机制以及资本的最终配置方式,共同决定了最终结果。如果在这个层面上缺乏协调,即使是最精心设计的技术或金融解决方案,也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
因此,再生型经济需要更有意识地将这些系统相互联结。
森林恢复和海洋创新必须发展为可投资、可扩展的系统,而非停留在孤立的项目层面。资本必须超越为单个资产提供资金,转向赋能创新和管理的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领导力必须进化,使资本配置者不仅受激励机制驱动,更受更广泛的价值和责任认知所引导。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角色也从系统内的运营者,转变为跨系统的整合者。
家族企业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们跨越数代传承,其发展不仅受业绩指标驱动,更受延续性和那些必须为后来者维系的事物的塑造。这种导向自然延长了时间视野,并鼓励以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价值创造。
负责任意识如何促进长远思维
因此,负责任意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切实的实践。
它将核心问题从“能创造什么?”转向“必须保护和恢复什么?”,从而鼓励更长期的思考、更深层的关系,并认识价值无法脱离使其成为可能的系统而存在。
随着全球行动的持续演进,各平台正开始探索如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这些努力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认识:气候与自然挑战无法仅靠孤立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而是需要更加综合、具有催化性和跨部门协作的形式。
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善资助力地球行动”(GAEA),将慈善机构、基金会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资本汇聚在一起,与私人及公共利益相关者合作,旨在围绕气候与自然行动采取更连贯的方法,将领导力、资本和伙伴关系建设相结合,以服务于长期的系统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作用不仅在于支持个别倡议,更在于帮助创造条件,从而使更具催化性且协调一致的行动形式得以出现。
这些赋能条件同时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包括开发可信的数据和测量系统,以便新解决方案得到验证和比较;承担商业资本尚无法定价的早期风险;以及协调政策、市场和领导力激励机制,使其相互强化而非相互削弱。
催化性方法与常规努力的区别在于其对特定结果的导向,那便是实现某个解决方案不再需要持续支持,因为市场本身已被重构以奖励它。目标不是无限期地资助解决方案,而是建立条件,使可持续性成为投资者、企业和政府阻力最小的路径。
东南亚的一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方法。东南亚清洁能源基金(SEACEF)利用催化资本承担早期投资风险,以加速并扩大印尼清洁能源项目的规模。该项目吸引了商业合作伙伴,并在两年内实现了超过初始投资额20倍的回报。
这种转变的潜在规模是切实存在的。当前气候与自然融资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年度缺口达约5万亿至7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的全年经济总产值,且这一缺口每年都在重复出现。早期催化性投资的经验表明,仅靠投资规模无法弥合这一缺口。
弥合这一缺口,在系统的正确节点上应用正确的工具组合,从而使变革的加速效应远超初始投资的范围。在印度,自雇妇女协会(SEWA)推出的第一损失担保催化措施,为古吉拉特邦的女农民资助了600台太阳能水泵。与此同时,这一概念验证促使一家大型商业银行为另外15,000台水泵提供了贷款,使农民收入增加了高达30%。一次有针对性的干预,引发了系统性的转变。若将这一逻辑同样应用于海洋、森林和能源系统,同样的动态将推动更大规模的转型。
世界经济论坛“善资助力地球行动”等倡议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即对接资本与创新,将领导力与实施环节相衔接,并整合跨部门的多元视角。
工作重点还必须转向执行层面,构建能够将领导力、资本与实际成果相连接的系统。这包括在森林和海洋领域开发可投资的模式,加强创新生态系统,并动员能够跨越传统边界运作的催化性参与者。
亚洲是新型催化模式的实验室
亚洲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实践背景。
这是一个以快速增长和复杂性为特征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压力和文化传统在此交汇,使亚洲非常适合开发和测试此类新型催化模式。这也是一个多元世界观共存的地区,现代系统与关于平衡与相互依存的长期哲学并驾齐驱。
与其将亚洲单纯视为实施区域,不如将其理解为一个潜在的“活实验室”。在这里,新的经济整合模式可以得到测试、完善和推广。
未来机遇并非用一种体系取代另一种体系,而是演进系统本身。设计一种既能维持繁荣,又能维系使这种繁荣成为可能的条件的经济模式。
这一转型仅靠政策或资本是无法实现的,它需要对价值、领导力和责任的理解进行更深层次的转变。
一个不能支持生命系统运作的经济是无法持久的。
本文作者:
曹慰德,曹宝记集团主席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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