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与金融碎片化会成为常态吗？

从2025年至2026年初，多个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实施了一系列关税和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导致全球商业和金融体系的碎片化程度达到近几十年来之最。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追求效率和自由贸易扩张后，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的对韧性与安全的担忧，正促使各国更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其结果是，支撑全球金融体系的共同规范正遭到侵蚀。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现行政策可能至少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并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而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最坏升级情形，则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6.4个百分点，并使通胀上升6.1个百分点，且这些影响尚未计入当前中东和欧洲冲突对经济的负面效应。

由于这些保护主义政策能够扶持实施国国内的某些特定行业和部分工人，全球经济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背负着这些政策。如果这些受益者变得依赖这些保护措施，他们很可能会主张维持并扩大这些措施。限制性政策的这种自我强化特性，增加了破坏性升级的可能性。

近期全球碎片化加速的起因是什么？自2025年1月起，美国着手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对贸易和投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对众多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部分最严厉的措施。中国随即采取了对等措施，包括对关键矿产实施前所未有的出口管制，并将国家补贴的出口产品从美国转向其他市场，从而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工业部门。美国对其地缘政治对手和合作伙伴均实施了贸易限制，加速了各国（包括大型欧洲投资者）寻求多元化的努力。

在加征关税时，美国政府援引了人们熟悉的论点，即振兴疲软的美国制造业、恢复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及缩小创纪录的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这些措施即使对个别行业有利，但总体上会推高物价、放缓增长，从而损害各国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与奥纬咨询及NERA合作发布的最新报告，量化了近期贸易政策对经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并估算了贸易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经济成本。

截至2026年3月实施的限制措施（图1中的情形1），相较于2025年初实施前的预期增长，使国民总支出（GNE）增长前景下降了0.2个百分点。情形2至情形4模拟了各经济集团间碎片化程度的逐步加剧，表明关税的进一步提高及其他限制性政策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

产出的边际变化

一年后与基准的偏差

现行贸易政策正在改变各经济集团的生产格局。在美国，当前较高的进口关税预计将使制造业产出提升2.25%，因为消费者和企业将减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并调整供应链，这一结论与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最近的一项分析一致。但关税的提高也推高了所有行业的投入成本和工资，从而推高物价，降低实际收入（包括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并导致美国服务业需求和产出总体下降0.6%。

对于被加征关税的国家，则出现相反的产业结构变化。在西方（不包括美国）及其他地区中，由于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价格上涨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制造业产出随之减少，这推高了整体物价并削弱了商品需求。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更倾向于在餐饮及其他接待服务上消费而非购买商品，消费转向国内服务业，服务业产出随之增加。在东方，制造业的衰退幅度较小，因此向服务业的资源重新配置有限，该行业的产出总体保持不变。

现有碎片化情形下，按国家和行业组别划分的长期实际产出变化

五年后与基准线的偏差

这些行业变化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工资趋势产生了影响。在美国，更高的进口关税会降低所有技能组别的实际工资，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劳动者境况恶化。但相对而言，随着制造商将生产回流国内，劳动力需求和相对工资随之提升，这使得工业工人的收入相对于其他工人有所增加。

在西方（不包括美国）及其他地区中，制造业产出的下降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对其相对工资造成了下行压力。而在东方，这种下降幅度要小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等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受现有贸易限制政策的影响最小。总体而言，该模型表明现有政策对工资产生了温和但明确的影响。

现有碎片化情形下，低技能与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差异

一年后与基线的偏差，相对于中等技能劳动力

限制性政策之所以会产生自我强化效应，是因为上述资本和生产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从中受益的群体，而广大公众往往对其影响知之甚少。这使得政策转向在政治上难以实现，从而增加了贸易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最近的一个例证是，拜登政府基本保留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尽管限制性政策可能提振某些美国行业（以及实施此类保护措施的其他国家）的产出和就业，但最终将导致国内和全球的总经济产出下降。研究表明，保护主义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就业保护手段。例如，据估算，2018年美国对洗衣机征收的关税，每年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就要让消费者多支付81.5万美元。

除了推高物价外，保护主义所承诺的增加就业和振兴产业的收益也远非确定。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保护主义政策仅在少数情况下增加了就业，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更高的投入成本导致下游就业减少。还有证据表明，限制性措施在提高受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方面成效甚微。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五个获得临时进口救济的行业进行的审查发现，只有一个行业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行业在救济期满后寻求延长保护，这表明此类政策往往只是庇护低效企业，而非真正振兴产业。

“现状偏见”，即受益者集中而成本分散，意味着自由化的政治成本可能超过更广泛的经济收益。这种偏好，加上大国间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使得全球经济环境回归一体化变得困难。

这些动态凸显了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就有效的经济治国手段准则达成一致，包括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构建国内和多边政策以支持金融稳定。遵循这些自愿性准则，将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在追求韧性和安全目标的同时，避免制造补贴与低效的自我强化循环。否则，当今重新对限制性政策的依赖，可能会使碎片化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一个持久特征。

本文作者：

Daniel Tannebaum，奥纬咨询合伙人、防范金融犯罪业务全球主管

Seth Borden，奥纬咨询顾问

Dick Oosthuize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经济咨询公司顾问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