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思：如何重塑市场机制，使其造福自然？

经济学通常被界定为研究商品与服务之生产、分配及消费的学科。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它探究的是个人、企业与政府如何就稀缺资源进行抉择，以及此类抉择如何塑造社会形态。

经济学家对上述过程的研究，通常在两个维度展开：微观经济学，侧重家庭、企业、买卖双方及其交互的市场等较小单元；宏观经济学，则聚焦于国家或区域经济体等更大系统。

经济学一个典型的图示，描绘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换商品与服务，政府承担监管角色。在此模型的诸多版本中，即便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才是经济活动得以运行的前提，自然也皆未出现于画面之中。

现代经济学主要发轫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并随工业革命而迅速扩展。在这一时期，经济体系日益侧重于通过机械化与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来推动生产与消费的扩张。

随着本地资源日渐枯竭，原材料便从更远的地方获取。同样地，当本地的废弃物处置能力达到极限，废弃物就被运往他处。这种地理上的扩张，使得环境影响变得不易察觉，从而助长了将环境损害等负面后果视为经济决策之“外部性”的倾向。

今天，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正形成日益广泛的共识：我们正在逼近、甚至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突破地球的承载极限。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所造成的影响正变得愈发清晰。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污染及其他全球性危机，已被普遍视为这些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这促使人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经济范式正逼近其极限。

古希腊语中的“oikonomia”一词，本意为“管理家宅”或“家园”。当经济学在18世纪的欧洲成为一门正式学科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与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层面，都已与自然日渐疏离，他们生活在日益膨胀的城镇与城市之中。

然而，与万物生灵别无二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同样在于自然。人类的生存所需构成了其生态位，涵盖其所栖居的自然环境及与之互动的各类物种。追溯其本源，经济的原初意涵即是在自然这一家园之内进行管理，而非将自身置于自然之外。

随着人类社群日益复杂，个体开始专门满足他人需求，商品、服务与技能的交换遂成必然。纵观全球，草根经济以诸多形态运作，但贸易大抵有赖于四项核心功能：

随着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交换行为逐渐通过市场得以组织。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充当起中介角色，货币则演进为促进交换的媒介。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常被称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委员会，通过“自然贡献”这一概念（即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惠益）对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持整体性视角。

其概念框架的构建，旨在容纳多元文化、不同知识体系与广泛实践经验，从而回应经济本源的这一宽广意涵。

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自然、经济与社会三者的关系，通常依托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加以阐释，常以三个交叉或嵌套的圆环示意。而上述对经济本源的更深层阐释，则将经济定位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媒介（图2b）。

这一视角的出发点是既有的认知——经济主体直接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将其转化为产品与服务，供社会使用。

与此同时，社会价值观与文化规范塑造了监管规则及其他间接驱动因素，如人口变迁、技术进步与消费偏好，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运作方式，并最终决定了直接驱动力，亦即资源获取与开采的方式及规模。

其新颖之处在于，经济的本源性意涵无论有无货币、无论是否货币化，均对所有人、在所有尺度上，从本地家庭至国民经济，普遍适用。它启发我们探寻新的解决路径，将当前的危机转化为可持续未来的全新解决之道。

当今最为人熟知的经济形态，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市场交换体系。它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金融价值，其财富的衡量标准也主要依赖于货币尺度。

IPBES《转型变革评估》指出，主导现行体系的各项规则，正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持续衰退的深层原因。这些规则通常：

这些观念渗透于经济理论之中——从亚当·斯密到现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渗透于政治与财经的新闻报道中，亦遍及商学和法学的教学里，乃至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个体被激励去积累财富，抑或仅仅是为了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里避免落后于人。

由此观之，这些动力机制同时助推了人类世其他彼此交织的危机，涵盖气候变化、污染、金融失稳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实属意料之中。面对如此规模之巨、复杂性之深的挑战，个体不免感到力不从心。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常被归为市场失灵。但这一模型将其重新定性为价值观失灵。视其为市场失灵，无形中暗示了该体系根基尚稳；而事实上，它们反映的是塑造市场的规则与价值观中更为深刻的矛盾。

正因如此，诸多解决方案只能依赖与主流市场激励背道而驰的监管或干预措施。这一失衡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与自然有益的积极投资，在体量上远逊于对自然有害的消极投资，两者比值目前约达1：30。

倘若这些底层规则得以改变，市场便有可能转而激励那些顺应系统规律、而非与之相悖的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有益自然的投资不仅将成为众望所归的选择，更将因其能够为投资者及全社会带来丰厚回报，而成为最为理性的决策。

细察之下，这一模型揭示出一个早已确立的概念：所有财富归根结底皆源于自然。随时间推移，自然资源通过经济活动转化为金融价值，进而在社会制度的塑造下不断累积。

在资本模型中，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共同构成社会的根基，价值在这些不同形态之间持续转化。金融的首要功能，正是促进这些价值顺畅流动，将自然、经济与社会联结为一体。

当前市场面临的挑战在于，价值正日益沉淀于金融资产之中，而非在整个系统中循环流动。其结果是，这些价值事实上被抽离出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削弱了维持平衡所必需的稳定反馈回路。

这一观点有力表明，惟有将金融资本重新引回自然与社会系统，方能重筑自然、经济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均衡。

因此，当前的任务并非重塑金融机制，让投资更有效率、更具实效地流向亟需之处。关键在于，借助正确的规则、治理框架与执行路径，市场能够更精准地引导资本配置，助力修复既往积累的种种失衡。

本文作者：

David Obura，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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