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障碍如何限制女性参政？

去年，全球迎来了大约60场选举，一时间前景一片光明。但现实是，我们面临的选举结果继续限制着女性在全球的政治领导地位，联合国妇女署的最新报告强调，选票的选择结果继续限制着女性在全球政治领导层的占比，性别平等的步伐明显放缓。

2024年举行的国家元首选举中，大约有一半的候选人是女性。尽管看似性别比例接近平衡，实际上连任的男性国家元首人数却是女性当选人数的三倍。

从性别变动的角度看，情况稍显积极：虽然有两个经济体的女元首被新当选的男性取代，但也有四个经济体的选民选择由女性接替男性担任国家元首。不过从规模上看，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人口最多的经济体中，有三个经济体选举男性担任国家元首，只有一个经济体选举女性担任国家元首。

立法机构层面，结果喜忧参半。2024年举行议会选举的国家中，墨西哥和卢旺达在女性代表性方面依然领先，分别有50%和64%的下议院议席由女性赢得。比利时、冰岛、塞内加尔、南非和英国也实现了超过40%的女性议员比例。

但令人遗憾的是，2024年当选的议会中，有80%选举了男性议长，立法领导层依然由男性主导。

大多数国家通过设立法定候选人配额来解决女性在政治决策层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尽管这一举措在增加女性候选人比例方面取得成效，但在最终当选人员的性别比例上却并未带来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仅有两个经济体当选的女性比例高于女性候选人的比例。

通过设定制度性机制（如配额）确实在提高女性及多样化候选人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措施仍不足以对抗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经济观念，这些观念最终影响了女性在政治代表性上的表现。

2024年这场“超级选举年”中，影响结果的因素众多。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尤为突出：女性在本地社会成为政治领袖所需付出的“代价”实在过高。

全球范围内，公众对女性政治领导力的信心正在下降。衡量政治领导层性别平等看法的雷克雅未克指数显示，在G7国家中，对于政治领导层性别平等的认知已降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点。在美国，仅有4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接受女性担任领导职务。

这种对性别平等态度的倒退，反映出一种并不“沉默”的文化回潮——回归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更深层次地，它反映了政治与社会态度所依赖的现实条件正在变得更加艰难：当经济前景不确定、社会不稳定时，女性更容易失去参与政治的机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暴力威胁。

是否拥有资源，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参选，乃至赢得选举。正如墨西哥国务卿Alicia Bárcena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迈向权力平等”讨论会上指出的那样，“缩小政治差距与提升女性经济自主权息息相关。” 经济独立能降低女性进入政坛的门槛，也能增强其政治影响力、触达能力及安全保障。

经济依赖是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正如Francois Valerian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到的那样：“女性的财力资源比男性少”。“女性拥有的金融资源比男性少得多。” 财务资源的不足，使得女性往往一开始需要从“局外人”起步——在美国等国家，女性被迫更加“战略性”地自我筛选参选机会。在当今选举充斥着“男子气概”强烈、主打经济焦虑的候选人之时，这一现象尤为令人担忧。

当我们回顾当前的政治格局，已经非常清楚：要想推进政治性别平等，必须改善女性的经济机会；反过来亦然。私营部门、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必须协作，打破那些阻碍女性走上政治舞台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 “全球性别平等冲刺计划”（Global Gender Parity Sprint），正是一个全球性平台，汇聚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力争到2030年通过协同发力，将性别平等确立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一计划致力于在技术、绿色转型与关怀经济等关键领域，提升可见性、推出有影响力的举措以推动职场与领导岗位的性别平等，并通过新证据引导跨领域合作，共同加速变革进程。

本文作者：

Kim Piaget，世界经济论坛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洞察负责人

Yanjun Guo，世界经济论坛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洞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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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