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活百亿人口：战略性贸易如何增强粮食体系的韧性？

关于养活不断增长人口的担忧并非新鲜事。两个多世纪前，经济学家兼人口学Thomas Robert Malthus曾警告说，人口增长最终将超过粮食生产，导致大范围的短缺和饥荒。

技术进步、农业创新和全球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这种“马尔萨斯陷阱”成为现实。但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资源有限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社会如何确保不断增长的人口获得粮食安全？

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约97亿，这意味着将有近100亿张嘴需要养活。满足这一需求正变得日益复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气候相关的冲击更加频繁，供应链正承受着冲突和经济碎片化的考验。在许多国家，这重新点燃了一场熟悉的争论：各国应当更多地依赖全球贸易，还是在本国生产更多粮食？

现实情况是，有韧性的粮食体系两者兼需。

《经济学人》集团旗下Economist Enterprise近期发布的“韧性粮食体系指数”（由嘉吉公司支持）研究发现，农业贸易与健康饮食的可负担性及膳食多样化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贸易使各国能够补充国内生产、平抑局部短缺，并将农民与更多买家连接起来。但这些收益并非自动实现：生产者仍然需要道路、仓储、融资和市场信息等配套条件。

从疫情相关的边境封锁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等航运路线的冲突，种种贸易冲击表明，多元化不能仅靠清点供应商名单上的数量来衡量。

一条看似地理上多元化的供应链，如果依赖的是同一个港口、同一条运输走廊或同一个化肥枢纽，则仍然十分脆弱。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和化肥运输中断表明，远离农田的冲击最终也会影响粮食的成本和可获得性。

因此，辩论应超越“开放贸易”与“自给自足”之间的二元选择。相反，政策制定者应聚焦于构建战略韧性。这意味着要确定哪些产品最适合国内生产，哪些可以从国际采购，哪些领域需要建立战略储备，以及当某个供应商或路线中断时，需要具备何种应急能力。

对于难以替代的必需食品，或许有理由保留更大的国内产能。而对于国内无法高效生产的产品，多元化的贸易以及快速批准替代来源的能力，则可能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

英国和新加坡是“韧性粮食体系指数”中表现相对突出的两个国家，它们展示了这种平衡在实践中可以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英国将强大的农业基础与开放的贸易相结合。2023年，其所有食品的产量与供应比率为62%。但在水果、蔬菜和海产品方面，英国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同时国内生产也依赖于化肥、能源、劳动力和运转良好的港口。因此，战略韧性意味着在保持农业竞争力的同时，识别整个食品链中的瓶颈环节。

新加坡则从一个截然相反的起点出发。该国超过90%的食品依赖进口。其“新加坡食品故事2.0”战略通过来自180多个国家的多元化进口、政府间合作关系、战略储备以及有针对性的本地生产来分散风险。

马来西亚2022年实施活鸡出口禁令，对新加坡的模式构成了一次考验。进口商迅速转向从其他市场采购冷鲜和冷冻鸡肉，新加坡方面也在数周内认证了新的供应来源。2026年7月，新加坡与新西兰实施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协议，承诺在供应中断期间不对必需品施加不必要的出口限制。

英国和新加坡面临的制约条件截然不同，但其核心理念是一致的。韧性来自于保持可靠的选择方案以及在它们之间灵活切换的能力，而非依赖于任何一个单一的供应来源。

战略韧性并不意味着退出全球贸易，而是指在强化与可靠伙伴关系的同时，在地域、供应商和运输路线等方面实现多元化。

然而，“友岸外包”不应固化为狭隘的粮食集团。政治一致性只是可靠性中的一个维度，毕竟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仍可能受到干旱或基础设施故障的影响。因此，有韧性的贸易需要同时在风险敞口和地理分布上实现多元化。

国内生产仍是这一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减少对外部冲击的风险敞口，并保留危机后难以重建的产能。但将自给自足本身作为目标，则可能制造新的脆弱性——尤其是在水资源压力或气候风险日益加剧的地区。

仅仅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组合是不够的。其价值取决于当冲击来临时，各国能否在来源之间快速切换。这使得监管合作成为韧性中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指数覆盖的60个国家中，针对农产品进口实施的非关税措施数量从零到超过1800项不等。许多措施服务于合理的安全目标，但如果要求存在不必要的差异，出口商将面临重复的检测和认证，这会提高成本，并在危机期间拖慢贸易的转向速度。

这些摩擦在田间地头是真实可感的。一个小农户可能种出了可销售的作物，但如果没有负担得起的仓储或周转资金，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收获后接受第一个报价，而那时往往正是价格最低的时候。

来自乌干达的证据表明，适度的干预措施可以发挥作用。该国的玉米种植者可以使用一个移动端市场平台，通过短信与贸易商联系并共享价格信息。这增加了贸易流量，并缩小了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市场准入不仅取决于关税，还取决于仓储、运输、融资和可互操作的标准。

随着全球贸易体系日益碎片化，这些挑战正变得愈发紧迫。与芯片和关键矿产一样，粮食也越来越受到出口限制和联盟关系变动的影响。但粮食带来的影响有着不同的人道后果——因为延误和价格上涨会直接传导至家庭预算以及获取营养膳食的能力。

构建面向未来的粮食体系，需要一套相互强化的组合措施：多元化的贸易关系、有生产力的国内部门、战略储备、韧性物流、监管合作，以及将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的实用基础设施。

粮食安全不会因在自给自足与贸易之间二选一而建立，而是通过使相互依存变得更加可管理：当某一供应商、路线或市场失效时，另一个能够及时补位。

本文作者：

Pratima Singh，《经济学人》集团政策与洞察首席研究员

John Ferguson，《经济学人》集团贸易与地缘政治全球负责人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