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争如何重塑亚洲的能源转型？

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狭窄水道。如今它已成为检验亚洲能源安全承压能力的关键节点。

3月下旬，中东战事爆发之后，菲律宾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这一举动不仅反映出菲律宾自身对外部能源供应的高度依赖，也暴露出亚太地区整体能源体系中更广泛、更深层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相继采取紧急节能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波动。

这些情况共同说明，亚太地区正在面临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各国必须立刻满足现实中的能源需求，保证电力、交通、制造业和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它们又需要继续推进长期能源转型，降低对化石燃料和外部能源供应链的依赖。也正因如此，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是一场短期供应危机，也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该地区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节奏。

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中，约有80%最终销往亚洲市场，其中中国、印度和日本是主要进口国。仅就东盟地区而言，其原油进口中有55%来自中东。这意味着，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受到干扰，东盟地区高达28%的最终能源消费都有可能直接面临中断风险。

这种能源来源的高度集中，会对整个地区的炼油厂、公用事业和工业部门造成直接冲击。对于菲律宾、泰国这类能源净进口国来说，油价上涨直接推高了电力成本，并进一步增加了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家庭的支出压力。

这也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影响：燃料价格如果快速飙升，可能在短短几周内引发停电、生产放缓以及家庭实际收入下降等连锁反应。电费上涨、加油站排起长队、政府财政预算变得捉襟见肘，都会成为这场能源冲击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从区域层面来看，如果按照当前价格继续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东盟每个月的能源进口支出将增加33.6亿美元，这一数额比2026年的预算预期高出3.4%。

亚洲市场也是卡塔尔和阿联酋天然气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到2025年，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天然气总量中，近90%都将销往亚洲市场，而销往欧洲的份额仅略高于10%。由于缺乏其他替代供应路线，使亚洲在面对海峡运输风险时显得格外脆弱。同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在2022年俄乌战争后，已对其天然气进口基础设施进行了多元化改造，降低了对单一来源和单一路径的依赖。

到2025年，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近三分之二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都将经过波斯湾海峡。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天然气供应极容易受到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对于东盟而言，约17%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中东，这意味着3%的消费量将受到影响。虽然这一比例看起来低于石油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但其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因为天然气与发电和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一旦供应不稳或价格大幅上涨，电力系统和工业活动都会受到明显影响。

印度面临的风险尤其突出。对印度来说，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都处在潜在冲击之中：液化天然气主要用于支持电网运行和工业生产，而液化石油气则关系到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目前，印度国有石油公司正竞相锁定每年从美国进口的220万吨液化石油气，这场源于波斯湾的危机正在悄然重塑印度的长期能源伙伴关系格局。

地缘政治冲突对化石燃料供应链造成冲击后，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进一步证明了能源系统多元化的重要性，也强化了加快发展本土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必要性；另一方面，这类危机又会在短期内加深各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随着保护消费者的政治压力不断增加，化石燃料补贴卷土重来，也进一步压缩了清洁能源投资所需要的财政空间。诚然，燃料补贴、减税和价格上限等广泛措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缓解通胀压力，降低居民和企业的直接负担，但它们的财政成本非常高，往往也具有累退性，而且一旦实施就难以逐步取消。例如，自危机爆发以来，马来西亚每月用于燃料补贴的支出已飙升五倍。真正的风险并不只是短期排放量上升，而是这些原本用于应急的措施可能逐渐变成长期甚至永久性的政策，最终挤占那些本应用来预防下一次危机的投资。

面对此次能源冲击，亚洲各国政府正在将价格管制与供给侧干预结合起来使用。在韩国，当局实施了燃油价格上限，延长了燃油税减免期限，并取消了对燃煤发电的限制。印度则要求燃煤电厂满负荷运转，同时动用国内储备来稳定电力供应。随着能源安全担忧不断升温，孟加拉国、泰国和越南也提高了煤炭产量。在整个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实行了公务员每周四天工作制，并提高了办公楼温度限制，以此压低电力需求。这些措施共同说明，能源供应紧张并不是局部问题，而是范围广、压力大、时间紧的区域性挑战。

这种政策反应背后的逻辑非常一致：在危机面前，政府会优先选择那些能够立即获得、价格相对可承受、并且更容易由本国控制的能源来源。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风险程度都相同。越南近年来太阳能发电的快速发展，就为其提供了一定缓冲，说明那些更早布局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在能源危机中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同样，中国凭借其雄厚的能源储备、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以及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东冲突引发的价格冲击，这些因素共同降低了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对于其他亚洲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一经验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相关分析还表明，到2030年，如果东盟地区能够用太阳能和储能解决方案来替代原本计划中的天然气发电产能，可为该地区节省高达40亿美元。在化石燃料进口成本持续攀升的背景下，这一数字也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如果清洁燃料能够依托国内资源进行生产，比如使用本国的可再生电力，或者利用本地的生物质原料和农业、工业残余物，那么它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一个国家抵御地缘政治冲击的能力。这促使亚洲和欧盟各国政府正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重新评估生物燃料掺混政策以及更广泛的清洁燃料战略。例如，在中国，最高能源监管机构已承诺加快发展氢能产业，并更多利用国内风能、太阳能等成本更低的能源投入来支撑氢能生产。

虽然基础设施仍然是清洁燃料推广过程中的重要限制因素，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能源市场长期持续的波动，往往会推动政策和投资加速转向，从而促成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因此，持续的不稳定并不只是危机，也可能成为推动能源体系转型的催化剂。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清洁燃料未来”倡议中所探讨的那样。近期发布的《为未来供能》报告的分析表明，生物燃料已经帮助一些能源进口国将运输燃料的进口依赖度降低了5%至15%。这一结果说明，生物燃料不仅是一种减排工具，也可以成为缓冲外部能源冲击的重要手段。

亚洲各国目前面临的多重压力，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对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以及在危机中依靠短期解决方案的政策诱惑，正是即将发布的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所要详细分析的内容。能源转型指数提供了一个及时而重要的观察框架，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如何在能源安全、价格可负担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平衡，也能够指出哪些领域仍然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

本文作者：

Nicholas Wagner，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倡议负责人

Sacha Bazin，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倡议主管

Ojasvee Arora，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倡议主管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