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和社媒时代，学校应该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

如果你问今天的教育者，我们应着重培养年轻人哪些技能，他们几乎众口一词：批判性思维。然而，细想之下便会发现，真正将批判性思维的内涵讲清楚的人却寥寥无几。它已然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热词，成为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标准说辞。但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学校或大学若只是在口头上宣称自己致力于培养批判性思考者，到了课堂上，学生却依旧驯顺地听讲、誊抄板书、遵循指令给出考官青睐的标准答案——这样的空谈远远不够。

在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今天，批判性思维意味着：悉心观察的专注、深入追问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自我反思的意志。

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根植于一种崇尚批判的文化土壤。这不仅适用于学校和大学，职场亦然。这种文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畅所欲言，需要有制度和流程来保护那些对决策提出质疑的人，需要有一种开放交流、彼此邀请发声的风气。我们不能一边鼓励批判性思维，一边又在权威人物周围培植一群唯唯诺诺的表演者；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任由戾气横生的意见领袖裹挟众人，扼杀一切可能的讨论空间。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关键不在于学了什么课题、做了什么活动，而在于这些活动是以何种精神内核来展开的。一门哲学课，可以沦为照本宣科、鹦鹉学舌式地复述前人观点，也可以成为一场直面道德困境的深刻内省。辩论固然是锤炼修辞、提升工作记忆和演讲能力的绝佳方式，但其本质并非天然就具有批判性；一旦沦为花哨的表演场，学生们只顾着互相拆台、博取分数，便与批判性思维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批判性思维这一领域，由Diane Halpern、Richard Paul以及Robert Ennis等思想家率先开拓。自1980年代起至2015年前后，他们一直主导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

然而，这一系列研究所依托的媒介形态，与今日迥然不同：彼时仍是电视、报纸、主流媒体与出版书籍的天下。互联网这片“狂野西部”虽已现端倪，但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普及程度远非今日可比。当该领域最具声望的思想家之一Richard Paul署下其晚期著作时，如今主宰话语的各大社交媒体巨头才刚刚起步。

如今，我们培养批判性思维时所面对的环境，已不再是当年那种集中化的媒体宣传，或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表征与根深蒂固的偏颇叙事。我们面对的这代人，也不再是早晨翻报纸、晚上看电视新闻的一代。今天的我们，要在算法的迷宫中穿行，要应对层出不穷的深度伪造，要面对信息源数量爆炸式增长的局面，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人工智能——这项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超级智能的方向演进。

在今日之背景下培养批判性思维，需要的是一套与21世纪初截然不同的教学法。

虽然敏锐的判断力与严谨的逻辑思维仍是需要培养的深层根基，但教育者仍有责任向年轻人阐明社交媒体的运作机理，让他们明白自己正穿行于怎样的环境中，又是如何被操纵的。尤其需要让他们理解的是，社交媒体已然沦为一场不顾一切博取眼球的厮杀场，其常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有时甚至蓄意与事实背道而驰。而社交媒体信息流所激活的奖赏机制，牵动的更多是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而非负责理性思考的皮层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历来如此运作，但如今其程度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信息量之大，无休无止，从根本上便难以招架。这股裹挟着情绪煽动的喧嚣浪潮，吞噬了人们真正的思考能力，更遑论批判性思考，徒留信息消费者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而非有能力对其加以解读和解构。事实上，以批判的态度与社交媒体共存，很大程度上恰恰意味着要学会抵制它、适度消费它，让自己的感官从其无休止的侵扰中解脱出来。

有鉴于此，我校决定自主研发一门融合批判性思维与社交媒体素养的专项课程。该课程将于明年正式推出，由媒体专家及媒体研究、知识理论和历史学科的教师联合授课。课程将面向家长与学生同步开放，并围绕以下四个模块展开：

我们将通过案例研究与真实事例，层层拆解社交媒体背后的运作机制，引导学生以更为审慎的批判眼光，审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读。

所有学校都应悉心培育此类学习内容，即开设介于当代媒体素养课程与知识理论之间的课程。其所培养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框架，正迅速成为理解当今世界如何被呈现、被建构的先决条件。而正是经由这样的教育，学生的思想自由、自主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才得以真正构建。

本文作者：

Conrad Hughes，洛杉矶国际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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