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暴力冲突爆发、无辜者被杀、人权受到侵犯时,你会怎么做?我相信任何有良知和道德的人都会认为有必要谴责侵略者。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道德层面上就感觉不正确,而且可能导致危险升级。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如果我们在冲突爆发、无辜人民受苦时做不到直言不讳,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已误入歧途?我们是否“躲”在了公正背后?

我个人的信念强烈倾向于直言不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德国长大,我们所接受的最有影响力的道德教育来自于牧师Martin Niemöller。他为自己选择袖手旁观而忏悔,并警告我们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谈到自己1938年被拘留的经历时说,“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对我来说,他所受到的教训与其说是关于我们有一天在类似情况下不站出来说话可能会付出的个人代价,不如说是当我们以沉默回应不公正现象时集体付出的社会代价。这件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很清楚:个人道德是正义社会的基石,当出现道德越界时,无论我们的背景或职能如何,所有人应该做的都是直言不讳,这决定着我们的集体命运。

然而,我在50多年前创立的组织往往不会在出现不公正现象时作为一个机构公开发言,这似乎是矛盾的。很多时候,我们组织的领导层中有许多人想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世界经济论坛没有在战争爆发、政权犯罪或专制、种族主义或仇外领导人上台时发表公开谴责。为什么?

原因是我们在帮助和改善世界状况的过程中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即调解人的角色,公正且独立的中间人——不仅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这个角色只有实现了幕后调解而没有公开发言时,才是最成功的。尽管如此,这一角色对于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和共享繁荣的世界至关重要,而且其关键就在于不公开表明立场。

纵观历史,我们已经有机地成长为这一角色。我们以一个经济论坛起步,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各方代表者:相互竞争的企业,还有对立的政党和地缘政治对手。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谈论将他们相互联系的事情,而非让他们相互对立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平台使我们能够将原本不会见面的各方代表聚集在一起。

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和希腊的政治领导人在达沃斯召开会议,并将其作为一个非正式论坛,致力于和平与合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即将卸任和即将上任的南非领导人 F.W. De Klerk和Nelson Mandela、西德和东德的领导人、塞浦路斯的领导人,以及不同时期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领袖和后来的商业领袖。

作为国际组织,我们特有的原则便是公正和中立。我们还将其纳入我们所有的治理规则中,允许人们不分种族、国籍、性别或政治信仰而加入论坛,知道论坛的宗旨是通过对话和以行动为导向的合作来改善世界状况。

最后,我相信这个公正且独立的角色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来说是合适的。它使我们能够在许多场合召集甚至无法见面的各方,并说服他们为和平合作而努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单一的行动或声明,而是要归功于我们一贯坚持的公正原则,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组织,我们都完全支持并赞同过去75年来制定的普遍原则、权利和框架,确保世界上所有人都能过上和平而繁荣的生活。但在具体的冲突中、涉及具体的各方时,我们不会赞同或谴责任何一方。这是我们怀着信念和勇气做出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将越来越需要一个值得信赖、诚实的调解者。

本文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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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丽莉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