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虚假新闻问题,人们开始关注新闻的制作和传播者。 假如新闻媒体能够坚持原则,只报道“事实”,我相信读者和观众们总是能够得出正确结论的。

但这只是等式的一端,我们确实需要新闻组织提供可靠信息,但我们也需要信息消费者们能够精明地判断自己所接收的新闻是否可靠。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独立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在那些资源匮乏且功能失调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这些媒体支援计划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美国能够避免其他国家在创造或消费信息时所遇到的问题。 作为美国公民,我们也抱有这样一些假设:美国的媒体(由广告赞助而得以持续发展)将继续茁壮成长;媒体独立是理所应当;大多数人能够批判性地思考,并对自己所接收的信息做出合理判断。

事实上,我们在支持国外独立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经教训,对美国来讲也同样适用。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驱动数百万选民的不仅是个人经验和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还有选民们处理这些经验和信息的方式。 选民们和内容创造者的关系,选民们相信(或不相信)新闻事实的内在动机,以及选民们的批判性思维水平,都决定了他们的信息解读和投票选择。

在总统大选中,大多数主流专家似乎没有成功地“了解到”数百万美国人的信念或观点。所以这数百万美国选民的选择会被专家们不断抱怨。 对这些选民来说,专家们只是一群“信息贩卖者”,并不是什么大件事。 在电视摄像机前侃侃而谈的专家们是离地的,他们离工厂、办公室、酒吧、教堂、学校和医院太远了,观众们是根据人际关系决定如何处理信息的。 “数字革命”并没有降低人际关系对于人们接受、解释、处理信息方面的影响力。

人际关系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之上,这对于“信息消费者”们至关重要,事关他们能否接受挑战自己固有信念的观点。 但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只有32%的美国人对传统媒体抱有“很多”或“较多”的信任,而这一数字是历史的最低点。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它也表明许多公民因为信任问题,倾向于抛弃靠谱的信息来源。

信息消费与其他商品消费一样,反映了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机会、内在激励因素、制度及文化规范。 俄亥俄州工资停滞的工人们,或者密歇根州的失业选民(他们的工作因为全球化而被剥夺),他们的信息消费方式确切的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不必惊讶,他们通常都会选择批评全球化和当前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信息来源(无论这一来源是否可信)。

充足的信息供应不代表信息消费者们就能够做出好的选择,批判性思维也是必不可少的。 信息就像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成分、产地、生产方式、以及过度消费的影响。

消费者和主流新闻媒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需要几十年来重建。 信息消费者在选择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带有一定的偏差,也受内在激励的影响。 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提高自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选择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并学会抵制偏见。

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需要时间也需要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投资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一些国外经验美国也可以参考参考。 例如, IREX最近正在乌克兰采取举措,动员图书馆员消除来自俄罗斯的“洗脑”。 15000位乌克兰人被教授以相关技能:避免情绪操纵,选择信息来源,判断信息可靠性,抵制“充值言论”和“仇恨言论”,曝光虚假视频和照片。

这一培训项目的结果令人震惊:项目参与者对于新闻真实度的判断能力提升了24%。这些参与者在项目结束后,又教会了数百人检测虚假信息,从而增强了人们信息消费的主动性。

通过不高的投入,我们就能够将这些技能在学校课程中以标准化的形式落实。 慈善家还可以建立或支持基层组织,加强公民的信息消费和判断能力。

信息可靠性和批判性思维对于民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在美国。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过度自信,虚假新闻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作者:
Aleksander Dard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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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世界经济论坛博客翻译小组·陈达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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