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政府只有避免民族主义言辞和政策，并拥抱更紧密的国际合作，才能保护公民。
疫情过后，世界可能会由一群彼此对立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比以往更加封闭、更加民族主义。但如果没有迅速而有效的全球合作，世界可能根本无法安全地走出这场危机。
至少目前，强硬的民族主义应对措施占据主导。除了宵禁、封锁和征用之外，各国政府还在关闭边境，并使用战时言辞动员民众。全球供应链和贸易受到冲击，原因不仅是封锁，还有富裕国家之间对物资的争夺。
不过，各国政府很快就需要重启全球经济，而这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新冠疫情退出战略的首要关键要素是大规模检测（既检测感染，也检测免疫力），让健康的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让感染者得到适当治疗。为此，各国需要充足的检测试剂盒和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和获取新兴疗法的渠道。
国际合作对于开展大规模检测和治疗至关重要。用于采集鼻咽样本的拭子主要供应商Copan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用于从采集的细胞中提取病毒RNA的试剂主要由德国公司Qiagen生产，该公司拥有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美国使用的呼吸机约有一半由外国公司制造；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欧洲。
然而，美国各州州长正为稀缺的呼吸机彼此竞价，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却禁止出口。英国一位政府部长还表示，该国无法采购到所需试剂，正在拖慢检测速度。
解决办法是加强生产和分配方面的合作，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全球供应链，并共享资源和设备，以便随着各国需求变化进行调配。例如，中国目前正在向美国捐赠呼吸机并出口口罩。
退出战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有效的疾病监测与控制。诚然，许多国家对中国和韩国采用的那种在线监测心存顾虑。但人工接触者追踪耗时过长，很难设想退出战略不包括为此目的开发的应用程序。
事实上，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认为，即使只有60%的人口使用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这些应用也能有效降低感染率。因此，西方社会需要学习中国和韩国的成功经验，在担心扩大本国政府监控能力的同时，也权衡民众因被迫居家隔离而遭受的伤害。
对监测持谨慎态度的国家应迅速合作，根据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调整监测工具。这需要透明的监督、明确的公平原则（包括平等获取和公平对待）、有力的数据保护，以及对所用算法进行审计。
第三，全球新冠疫情退出战略若能有有效疫苗，将最为安全。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科学合作正在加快疫苗研发进程。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正在共享病毒基因组序列；哈佛大学、中国西安的西京医院和意大利北部的医生正在研究治疗方法；顶尖病毒学家则在世界卫生组织电话会议上分享研究发现，并将其发布在medRxiv和medRxiv以及bioRxiv等在线档案库中。
要确保疫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也需要国际合作。近几天，中国有关部门报告了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这些病例是从其他国家“输入”的；与此同时，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专家已经开始预期病毒将出现第二波传播。
历史在此颇具启示。尽管疫苗接种使大多数富裕国家到20世纪40年代末得以单方面消灭天花，但天花仍不断从其境外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全球行动后，天花才于1978年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我们还需要建立预警系统，以发现新病毒或变异病毒的出现。韩国的经验表明，及时的新冠疫情预警能够让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扩大检测规模，并动员全体民众参与接触者追踪和疫情遏制，从而有望降低疫情暴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但要实现早期预警，政府必须在发现新型传染病后立即告知世界，而这可能是一个敏感问题。因此，各国需要得到保证：报告疫情暴发不会招致即时惩罚，例如不必要的旅行和贸易限制；任何此类措施也都将通过合作方式出台。
过去二十年的SARS和埃博拉疫情本应让世界吸取这一教训。40个国家实施的旅行和贸易限制阻碍了疫情报告，妨碍了全球应对。同样，中国在SARS疫情中的经历可能使其领导人更不愿向外界通报新冠疫情暴发。中国通报疫情后，各国关闭边境，其做法违背了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这场危机结束后，各国政府需要加强预警系统，并认识到这需要各方合作，遵循互惠原则。
最后，我们越快、越有效地遏制病毒在世界上最贫困、人口最多国家的传播，就越能保护所有人。这需要紧急投资于预防工作，而这同样有赖于合作，例如通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融资（迄今已有90多个国家提出申请），以及世界银行的紧急卫生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政府只有摒弃民族主义言辞和政策，并拥抱更紧密的国际合作，才能保护他们声称代表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