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洲城市化进程加快，对粮食进口的依赖日益加深，使非洲更容易受到全球供应和价格冲击的影响。
极端天气和政治不稳定等冲击若同时发生，可能危及城市粮食供应，导致饥荒和社会动荡。
与全球粮食供应商、各国政府和多边组织共同对不同情景进行压力测试，有助于增强准备程度和韧性。
仅仅40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人口刚超过1亿；如今，联合国估计这一数字已达5.6亿。非洲大陆拥有全球一些发展最快的城市地区，开罗、大拉各斯、金沙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人口均超过1000万，而且仍在增长。
城市化如何影响非洲粮食体系？
尽管城市贫困可能十分严重，许多人仍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迁往城市。城市的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并创造薪酬更高的就业机会。城市能够刺激投资和创业——阿克拉、拉各斯和内罗毕等城市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文化便是明证。城市人口密度较高，也降低了政府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和实体基础设施服务民众的成本。
非洲城市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粮食体系。历史上，非洲大陆的城市依赖国内粮食供应；但如今，它们日益严重地依赖进口。虽然统计数据无法清楚区分流向大都市和农村地区的进口粮食，但数据显示，近年来流入非洲城市地区的进口粮食大幅增加。
这一趋势部分反映了在非洲通过陆路运输粮食的困难，这源于基础设施薄弱和运输成本高昂。饮食结构变化也是一个因素。城市中产阶层的需求已从国内生产的主食转向其他食品。用进口大米和小麦制成的面包和面条，准备和烹煮所需时间较短，因此受到城市家庭青睐。
这些饮食结构变化反映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局限。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居民的烹饪设施较为有限，燃料成本也更高。城市化还提高了女性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观察到的饮食结构变化，反映了城市生活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层面。
非洲粮食体系有多脆弱？
城市依赖粮食进口伴随着一系列风险。大量情景研究表明，全球粮食供应可能面临重大挑战——例如，若多个地区同时遭遇恶劣天气，又碰上影响贸易的政治不稳定或地缘经济对抗（《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所指出的情形）。如果粮食冲击还伴随燃料价格冲击（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发生的情况），运输成本上升也可能减少国内粮食向城市的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全球供应将流向能够支付最高溢价的市场和人群。在不平等普遍存在且彼此交织的世界里，粮食供应和价格冲击的影响并不均衡；非洲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属于受影响风险最高的群体。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我们尚未看到大规模城市饥饿事件，但其后果可能十分深远。应对城市粮食危机的手段寥寥无几。城市贫困消费者缺乏社会保障缓冲和非正式互助网络，而这些机制有助于保护农村家庭。除了个人的饥饿与苦难，城市粮食获取渠道遭受严重中断，历来会给社会和政治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这类压力还可能加剧区域内部及跨区域流离失所，对邻国和全球体系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诚然，全球粮食体系经受住了近期冲击的考验，例如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但我们只是运气好：这两起事件发生时，作物生长条件相对有利。在全球粮食真正短缺的时期，全球市场和地缘政治利益将如何在各地区之间分配有限供应，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疫情期间各方争相囤积疫苗剂量的情形，难以令人安心。
国际社会准备好了吗？
我们认为这些风险确实存在。如何降低风险？全球谷物贸易由相对少数的几家公司主导。这些机构运营成熟，有能力应对各种合理可预见的情景。但在21世纪初，银行业也曾这样说。
如果能找到一种对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体系进行压力测试的方法，将会很有价值。该体系能否适应重大冲击，同时确保脆弱地区获得谷物供应？关键瓶颈在哪里？目前公开记录显示，针对全球粮食危机开展推演的工作似乎有限，尚未达到评估非洲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所面临风险所需的细致程度。
设计并开展此类压力测试，需要谷物贸易商、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协调合作，其中包括代表受影响地区的机构。显然，谷物贸易公司、各国政府和多边组织都需要参与。但说来容易做来难：在多边主义退潮之际，要找到有权力和能力开展此类试验的实体，本身就是一项挑战。
除了这类演练，我们还设想应急干预储备可能发挥作用——但前提是经过极其审慎的设计。这类干预储备所发挥的作用，有些类似于中央银行防止银行挤兑。但要建立支持这类体系所需的制度架构和公信力，并避免意料之外的不利后果，将是一项挑战，也是值得开展新研究的领域。
提出新思路的时刻
最后，增强各国自身为大都市供粮的国内能力，将带来双赢：既改善农村生计，也提升粮食安全。这当然是经济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
我们没有提出新的建议，但注意到全球发展领域正经历一场熊彼特式变革。近期发展援助的削减可能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加重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粮食体系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既有压力。这一时刻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许多非洲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已经积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