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称国际刑警组织即将“谴责”强加密技术的扩散，这仅是“加密战”中的最新一轮交锋。加密战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争论各方包括强加密技术的支持者、执法机构和调查机构，争论焦点在于科技公司对加密技术的广泛使用。执法方的核心论点是，当犯罪嫌疑人在个人设备上使用强端到端加密时，会阻碍对犯罪的调查与起诉。隐私和人权倡导者则认为，并不存在“既能保障通信的安全与隐私，又允许执法机构访问”。
什么是加密？
加密是对信息进行编码，使得只有经过授权的一方才能在信息的最终目的地访问该信息。最早的加密实例之一，也是该主题文献中引用最多的，是凯撒密码，这是一种替换密码，信息中的每个字母都被移动3个字符。
凯撒密码更多依赖于加密方法的保密性，而非密钥，并且可以通过观察字母的出现频率轻易破解。
20世纪，加密技术的应用，以及（更相关的）密码破译，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其中包括齐默尔曼电报，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件：德国曾敦促墨西哥在华盛顿加入对德作战的情况下入侵美国。英国破译德国密码的能力，以及电报内容的泄露，对扭转美国民众对德国的看法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促使美国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
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数学家艾伦·图灵领导的一支英国团队破解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据一些估计，这一成果将战争缩短了两年，并挽救了1200万人的生命。
在恩尼格玛机出现之前，所有加密方法都依赖于“隐蔽安全”的理念，而现代密码学则恰恰相反：依靠的是“透明安全”。
恩尼格玛的设计资料保密程度极高，破解并非易事。波兰密码局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以及后来在布莱切利园的艾伦·图灵及其团队，都必须研制计算机，以便大规模协助破译密码。现代加密方法建立在众所周知的数学定理之上，以目前的技术而言，这些方法实际上无法被破解。
例如，将两个质数相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结果称为半质数。然而，要找出最初相乘得到某个半质数的两个质数，在计算上十分困难：对于当前一代计算机而言，唯一的方法是试错，其耗时可能长达数个世纪，具体取决于半质数的长度。以广泛使用的RSA 2048加密方法为例，传统计算机破解它需要300万亿年（不过，量子计算机或许有朝一日能大幅加快这一过程）。
问题在哪里？
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及其他通信应用采用了一种称为端到端加密的公钥加密实现方式。只有终端用户可以访问解密后的数据；Facebook等服务提供商则无法访问。因此，从理论上讲，该公司不可能将解密后的数据交给当局。
这正是争论的症结所在，也促使执法机构要求Facebook不要推行端到端加密，或者要求引入“后门”，以协助监控或数据恢复。
第一个例子是2015年的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事件。在该事件中，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提供协助，以解锁其中一名袭击者的手机。苹果公司拒绝后，联邦调查局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苹果协助调查。最终，该申请被撤回，原因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发现并利用了该手机的一个漏洞，代表联邦调查局解密了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并未揭示有关该阴谋的任何信息，但此案引发了各方对苹果公司的广泛批评，认为其从自身手机操作系统的漏洞中获利，而网络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同样可以购买、发现并利用这些漏洞。网络安全行业的最佳实践是，研究人员向软件编辑者或设备制造商报告这些漏洞，这被称为负责任披露。
第二个例子是今年的“幽灵协议”，由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提出，旨在避免削弱加密技术。该方案涉及在不通知嫌疑人的情况下，将嫌疑人通过WhatsApp或iMessage发送的消息转交给执法人员。此举遭到科技公司的强烈反对。
隐私倡导者并不反对执法机构调查儿童剥削和恐怖主义等犯罪的必要性。他们及其他希望保持通信私密的各方普遍反对的是：为便利调查人员而削弱加密技术，也会惠及那些意图不良的人。他们认为，执法机构的“后门”或特殊访问权限，等同于在安全系统中引入漏洞，而这些漏洞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为更好保护受剥削儿童、恐怖主义受害者或人口贩运受害者而产生的这一意外后果，同样使普通用户面临被利用的风险，这为网络犯罪分子提供了一条内置的信息访问途径。
领导者的看法
2015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海军上将詹姆斯·A·温费尔德在西点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网络更加安全，我们所有人都会获益。我宁愿生活在安全网络的一侧，让迈克（时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罗杰斯）在情报方面面临更难的问题，也不愿身处极度脆弱的网络之中，让迈克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在网络安全领域做些什么
网络安全中心为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可信赖的平台，使他们齐聚一堂，共同理解不断演变的网络风险及其系统性影响。该中心致力于在日益互联的数字世界中建立理解与信任。
通过促进跨行业协作与洞见分享，该中心帮助合作伙伴增强网络韧性，应对需要集体应对的挑战。
在欧洲，欧盟网络安全局与欧洲刑警组织就此议题联合发表了声明，承认强加密技术在警务工作中面临的障碍，同时也认识到，为所有人削弱加密技术并非前进之道。相反，他们呼吁开展研发工作，寻找解密通信的技术解决方案，但所有这些都应处于司法监督之下。
随着加密战继续寻求在以下两者之间取得正确平衡：执法机构为开展调查而获取信息的需求，与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以及公众对其财务和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需求，最终的决定将由那些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人来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