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应对席卷西非的埃博拉危机及未来危机的能力,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从过往干预中汲取经验,以及如何最好地调整做法,以改进协调、动员、成效和长期结果。
在应对此类规模的危机和灾害时,我们可以从本地基层组织中获益良多,因为它们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工作,助力更及时的评估,并在全球危机爆发后迅速传播信息和关键服务。由于社区组织天然毗邻潜在灾害地点,它们事实上成为了第一响应者,最先目睹局势的显现。它们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可在评估问题严重程度及更准确地预测其影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西非首例埃博拉病例早在2013年9月便已报告,随后一度平息,直至2014年初再次出现。我们不妨自问:如果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曾利用当地组织的现场报告,我们能否更早地了解到如今我们已知的有关该疾病的信息?流行病学家能否更好地预测该地区卫生系统应对这种新型埃博拉病毒的能力?本地团体能否提前警告其他人,指出该疾病缺乏本地遏制措施可能对干预工作构成严重威胁?
不幸的是,正如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当世界意识到当前疫情的潜在后果时,已经为时太晚,无法避免应对工作陷入完全不堪重负、准备不足的局面,且远远落后于疾病的传播速度。
然而,即便处于当前阶段(近期 CDC 估计该病毒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感染该地区50万至140万人),通过识别并赋权本地团体作为干预的基础,仍可能对遏制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努力产生重大影响。
注重与本地建立紧密联系的组织早已深刻认识到,以有意义且公平的方式与社区接触至关重要。利比里亚人教利比里亚人。几内亚人治疗几内亚人。塞拉利昂人赋权塞拉利昂人。就我们的组织FACE Africa而言,我们在利比里亚里弗塞斯县(Rivercess County)开展社区参与工作的良好记录,使我们能够比某家大型国际机构更快地启动埃博拉宣传活动。我们与社区之间早已建立的本地联系和根深蒂固的信任,增强了宣传活动的成效。一支空降而来的国际团队,很可能无法获得当地社区同样程度的接纳(事实上,已发生多起卫生工作者和应对团队遭到公然敌视的案例)。
参与是通往赋权的途径,当社区有能力自主掌控局势时,便会带来切实的改变。他们或许并不具备全部专业知识,但拥有学习、担当乃至自行制定解决方案的能力。伊恩·斯米利(Ian Smillie)在著作《 Patronage or Partnership 》中指出:“支持本地组织的工作并增强其能力,不仅有助于应对眼前的局势,还能提升其应对未来人道主义紧急事件的韧性。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有所帮助,但还不够。国际应对必须从恩赐式的文化转向伙伴关系式的文化。”
我们只需看看2010年摧毁海地的灾难性7.0级地震,便能理解本地应对与长期规划的重要性。地震发生后,世界目光聚焦海地,国际捐助方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紧急救援资金涌入该国,各类物资得以调集,医生和护士被空运而来实施挽救生命的医疗手术并提供护理。联合国士兵被部署以协调各项工作,各国政府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重建该国,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四年过去,海地仍深陷困境:近百万人无家可归,经历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霍乱疫情,未来依然不稳定。
我们不能允许海地的错误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重演。当世界争相帮助在西非根除埃博拉之际,现在正是开始超越当前危机进行思考的时候。现在应当聚焦于如何持续开展工作,并建设能够在当前危机消退后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因为在长远增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同时,我们不仅能够限制潜在的疫情复发,还能应对其他众多卫生问题,包括疟疾、腹泻、霍乱和伤寒,这些疾病每天仍在夺走远比此更多的人命。
但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努力,都离不开地方组织和社区团体的参与。这些团体必须走在前列,引领任何长期发展工作。应当承认并支持它们,因为它们代表着非洲社区的长期健康与力量;它们一直在当地,目前仍在当地,并将在其他所有人离开之后依然留在那里。
作者:Saran Kaba Jones是FACE Afric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David Norman是FACE Africa的业务发展官。
图片:一名卫生工作者于2014年10月7日在甘塔(Ganta)郊外的路边卫生检查点为一名男子测量体温。REUTERS/Daniel Fly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