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达沃斯论坛：中等强国如何解读全球形势？

1月19日至23日，第56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年会上，面对当前世界多元挑战，“中间地带”国家释放出清晰信号。

所谓“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的概念，最早由十六世纪政治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提出，用于描述那些“拥有足够实力和权威，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在当今世界，界定这些国家的标准已不再仅仅是体量规模，而是其所扮演的角色：它们是全球经济的贡献者、区域影响力的重要支柱，并且日益成为国际联盟的组织者。

在本届年会上，中等强国的国家领导人们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国情各异，但它们对当前全球形势的研判却不谋而合：曾经提供确定性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衰落；大国竞争不再是偶发的摩擦，而已成为结构性的常态；而坐等旧系统自我修复，已不再是可行的战略。

正如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所说，“我们正处于一场断裂之中，而非简单的过渡转型。”

但年会的讨论并非是痛心疾首的哀悼，各国领导人也散发出了积极的信号，阐述了他们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通过加强主权、建立有韧性的联盟，并对未来能力建设进行投资。

在达沃斯，许多中等强国领导人已经不再纠结于“未来会怎样”的迷茫，而是清醒认识到：世界正运行于一套已然失效的叙事之上。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他的特别致辞中引用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话，提醒听众，制度的延续不仅依靠武力，还依靠一种“参与感”——即便人们私下里明知某些理念是虚假的，却依然在日常行为中表现出顺从。

“几十年来，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我们加入了维持这一秩序的机构，拥护它的原则，并从其确定性中受益。”

但他补充说：“我们其实心知肚明，那个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故事，本就带有虚假色彩：大国强权可以在需要时选择无视规则；贸易准则的推行也并非公平一致。我们深知，国际法的适用力度，也往往取决于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

他说，尽管如此，表演仍在继续。“这种虚构曾是有用的。所以我们装点起门面，参与各种仪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去戳破言辞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但这种契约如今已不再奏效，”他说。

来自海湾地区的表态则更为直白。“全世界正经历一个关键时刻，”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说，“自二战以来，国际体系中曾存在着某种制衡机制，而如今，这些机制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体系崩溃的加速态势已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今年，我们目睹了这种崩溃趋势的加速，所有人都能察觉到，”他说。“这个体系迫切地需要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对此一直视而不见。”

在亚洲，人们担忧的不仅是规范的瓦解，更是这种瓦解带来的叠加效应。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表示，“我们看到《联合国宪章》遭到漠视，也目睹过去8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规范、惯例和信任正遭到蚕食。”他将这种风险描述为“一种自我强化、滑向无序深渊的衰退”。

卡尼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人们仍然相信一个已经无法保护依赖他们的体系。他直言：“当规则不再保护你时，你必须学会自保。”

如果说旧秩序的“幻象”已被揭开，一些领导人警告称，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依然幻想它还能以某种方式回归。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特别致辞中，将当前时刻定性为“不可逆转”。她说：“地缘政治冲击可以、也必须成为欧洲的机遇。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剧烈变革，实际上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必然，促使我们去构建一种新型的欧洲独立性。”

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接受现状的永久性。“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变化是永久的，才能把握好这个机遇，”她说，“当然，怀旧是人之常情，但仅靠怀旧，带不回旧秩序。一味拖延时间、寄希望于一切很快恢复原状，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冯德莱恩继续说道：“如果这种变化是永久的，那么欧洲也必须发生永久性的改变。现在是时候抓住这个机会，建设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欧洲。”

这种拒绝等待的态度在欧盟以外的许多国家领导人中也得到了响应。摩洛哥首相阿齐兹·阿赫努什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说：“在一个充满自我怀疑的世界里，摩洛哥选择不言放弃，亦不退缩。摩洛哥决定守护未来，进行改革，并展望未来。”

在北欧，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将当下置于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他表示：“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剧变，就像1918年、1945年和1989年之后发生的变化一样。”他警告说，关于未来，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已清晰可见。“一条是多极世界……以交易、协议和利益集团为核心。”另一条道路则是建立在制度、规则和规范基础上的多边世界。“我支持后者，且我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同样支持，”他说道。

“但是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的。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权力结构，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多的主体性。否则，我们将重回弱肉强食的世界，而我们正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如今，中等强国对“主权”的界定发生了变化：主权不再意味着“退守的边界”，而更多体现为一种覆盖从社会到经济的全方位能力。

摩洛哥首相阿赫努什表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始于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在一个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构建地缘政治未来……因此，我们决定首先保护我们的社会和人民。”

埃及投资与对外贸易部部长哈桑·哈提卜从产业战略的角度描述了这样的转变。他说：“全球化时代正在步入尾声。在我们生存的新世界里，供应链转移已成现实。我们要在韧性与效率之间作出抉择。”

哈提卜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进行说明。“电动汽车行业完全由中国主导，”他说，“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就不该发展自己的电动汽车产业？我认为我们应该。”他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在规模上与中国抗衡，而是为了通过合作建立竞争力，即便“这并非最经济的选择”。

他认为，未来的关键在于“准备就绪”，而非“退缩抽离”。“各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将决定其成败。开放、竞争力以及便利的营商环境才是埃及的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现实。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娅·扎希迪在报告发布之际表示：“主要大国和中等强国在资源和技术方面展开竞争。这正是我们今年观察到的许多风险的根本原因。”

来自东亚的声音则将“可预测性”视为核心关切。“自由贸易和法治是日本倡导的重要原则，”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表示，“对企业而言，确保可预测性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来保障这种确定性。”

当大国将注意力集中在安全博弈与对抗时，中等强国则在强调：如果缺乏实力支撑，价值观将显得苍白无力。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直言：“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真正的敌人是贫困与苦难……那些坐拥数万亿美元资源，民众却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一日三餐难保的贫困国家，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悲剧。”

他说，拉丁美洲地区国家所面临的斗争本质上都是“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的较量”。“我们境遇相似……要打值得打的仗。”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则强调，既要警惕“道德疲劳”，也要防止“道德姿态”。“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局面必须坏到极点才能迎来好转。”他说。“这种想法很诱人，但却是错误的期待。”

他补充道，“我们必须扭转事物的发展轨迹。”这不仅要从理想主义出发，还要从“承认国家利益终将获胜的B计划”出发。

中等强国与大国之间的这种反差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从哲学角度阐述了这一挑战。他说：“正义与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呼吁回归道德上的清晰认知。

身处霸权博弈之中，许多领导人强调：在当下，被动应对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在“重建拉丁美洲信任”的讨论中，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治学院院长Ngaire Woods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该地区面临的挑战。她说：“拉丁美洲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外部大国的竞争，比如中美竞争。因此，最关键的一点是，每个国家乃至整个拉美大陆，都必须制定一套清晰的自主战略。”

在欧洲，利害关系的表述同样严峻。“我们要么团结一致，要么分崩离析，”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弗说。“如果旧事物已经消亡，而新事物尚未诞生，你我便置身于一个‘怪兽横行’的时代。”

来自不同地区的声音传递出一个信号：中等强国正在厘清各自的战略，并寻求在利益契合点上并肩行动。

许多人认为，取代旧权力中心的将不再是单一的大国或机构，而是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紧密合作网络。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表示：“集体性问题需要集体性的解决方案，每个国家都必须合理地承担相应责任。”他认为，应对之策并非抛弃现有体系，而是克服其局限性寻求突破。“要加强诸边联盟，但不要全盘否定现行方案。”

在达沃斯的这一周里，中等强国将这些联盟描述为强化主权的一种手段，而并未将这些联盟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替代。“如果我们不在谈判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马克·卡尼在演讲中警告说。卡尼在致辞结束时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谈到欧洲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表示：“我们并非这个世界的附庸。我们正与欧洲伙伴携手合作，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个新时代。”

论坛结束之际，这些“中间地带”国家释放的信号已十分清晰：中等强国不再坐等秩序恢复。他们正以清醒的眼光，审慎且集体地采取行动，以塑造未来的格局与走向。

本文作者：

Pooja Chhabria，世界经济论坛公众参与团队数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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