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量子计算如何改变法律体系？

随着量子计算逐渐走向实际应用，其变革力量已不再局限于物理学和密码学。它可能彻底颠覆我们对正义的认知理解与实践方式。法律体系将在量子经济中经历范式转变。

要理解量子计算在法律领域的革命性潜力，必须从它与传统计算范式的根本差异说起。传统计算机通过二进制比特处理信息：每个比特代表0或1，正如我们在法律判断中常见的“有罪/无罪”或“采纳/不予采纳”的二元判断。相比之下，量子计算机通过利用叠加态和纠缠态的“量子比特”来运作。

叠加态使量子比特可同时处于0和1之间的概率态，类似于在法律问题中同时考虑所有可能的解释。纠缠态在量子比特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相互关系，使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对于许多在司法公正方面面临挑战的法律体系而言，这种计算能力可以解决Jonathan Zittrain所指出的问题：部分司法体系正面临着根本性的扩展能力缺失，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以与当今技术迅猛发展相匹配的速度和规模来解决问题。

法律实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有关“信息获取与应用”的活动。在加拿大，每年有超过40万起民事案件。仅在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就会受理超过35万起新案件。问题不仅在于数量，还在于法律本身的复杂性。世界各地的法律理论都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引用和解释网络不断发展演变的。因此，借助量子计算增强的自然语言处理，有望通过专门为量子优势设计的算法来改变这种局面。Grover算法（一种量子方法，可在无序数据中显著加快搜索速度，其查找答案所需的步骤约为数据项总数的平方根）可以在搜索无序数据库时提供平方级的加速效果，使得法律搜索引擎在处理庞大数据库时速度远超传统AI，并能够识别出跨越不同法律领域的概念联系。

然而，这也引发了关于法律解释本身的深刻问题。量子驱动的工具能够识别法理学中此前无法察觉的模式，这会从根本上改变遵循先例的法律原则吗？在量子增强司法决策的时代，相互竞争的司法决策理论（例如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将如何调和？

司法不公正仍然是一场全球未解决的危机之一。在印度，有超过4700万起案件悬而未决；与此同时，即使是像加拿大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因延迟审判侵犯被告人权利而遭到批评，如R v. Jordan案一样。量子计算或许能通过专为解决复杂调度问题而设计的优化算法提供一线希望。例如，法院案卷管理涉及数千个相互作用的变量，如法官可用性、案件复杂性、律师日程安排、证人限制、法庭资源等，所有这些变量都会影响最佳调度结果。因此，一些受量子启发的算法，如量子近似优化算法，可以通过同时考虑这些变量的叠加来彻底改变法庭调度，全面优化排期。这可以解决隐私法专家Avner Levin认为对公众信任至关重要的问题：高效而公平的法律程序。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程序效率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变革性司法的目标？量子优化的法院是否会延续现有的权力失衡？法律专业人士必须确保这些工具能够促进的是实质性正义，而不仅是加快现有流程。

或许最具变革性（但也最具争议性）的应用在于预测法律结果。传统机器学习模型在预测案件判决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量子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分析极其复杂的模式，并可能在如税法、破产法、投资仲裁等领域实现更高准确率。这些能力可能直接关联到行为法律现实主义（即司法判决不仅反映法律原则，还反映复杂的人类心理）。

量子算法擅长模拟多维概率模型；因此，改进法律预测结果可以促进更早的和解，降低诉讼成本，从而让普通民众更易获得司法资源。然而，这种对于司法预测的应用也引发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算法偏见、缺乏透明度、过度依赖数据驱动的结果、对司法决策的公正和问责的冲击，甚至对司法独立性的质疑。例如，在法国，《司法改革法》第33条就明确禁止对司法判决进行公开预测分析，以防破坏司法的严谨公平。在瑞典，一个回归模型被用于依据“是否有律师代理”和“犯罪类型”来预测刑事判决，甚至对2021年的判决结果做出了完美的准确预测。这对司法裁判的证据基础与法官的角色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那么，如果量子算法能够高精度地预测司法判决，这是否说明，法律所宣称的“基于原则的理性推理”，其实只是对模式的识别而已？

尽管前景光明，量子计算仍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当前的量子系统运行的量子比特有限、误差率高等技术瓶颈。即使像IBM和谷歌公司不断推进，真正的量子计算落地可能仍需数年时间。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加干预，量子法律技术可能会加剧司法鸿沟，形成类似“量子特权”的现象，就像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AI鸿沟”一样，法律技术创新在全球南方的普惠程度严重不足。此外，与AI类似，量子算法可能通过从根本上违背人类可理解解释的过程产生结果，从而引发所谓司法模糊性和碎片化的问题。

通过量子计算改造法律体系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挑战，更是一个深刻的法理学问题。法律专业人士必须培养量子素养：并非为了成为物理学家，在法律体系设计中有意识地引导这些技术的融入，就像他们在斯坦福法学院法律设计实验室所做的那样。法学院必须将批判性计算思维融入法律教育，而律师协会可能需要制定量子能力标准以保障责任落实。此外，建立“量子沙箱”用于测试技术应用，可帮助机构积累集体知识。

量子创新的评估不仅要看效率的提升，更要看它如何拓展人类的能力和自主性。如果没有批判性的准备和谨慎的治理，量子技术可能会加剧现有的权力不平等。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不在于量子计算是否会影响司法系统，我们将如何塑造它，使之服务于最高层次的正义理想。

本文作者：

Jake Okechukwu Effoduh，多伦多都市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编辑：万汝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