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的力量：聋盲人教会我们疫情期间感受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Issy McGrath是一名II型Usher综合征患者。她完全失明且严重失聪，但她热爱音乐并且会吹奏长笛。Issy说，触觉、嗅觉和想象力就像她心里的三只眼睛，让她能经常感觉到视觉无法把握的东西。例如她发现冬天早晨的空气“几乎就像固体一样”，而在冰冻的大地面前，她能感受到一种令人着迷的气氛。

对于Issy和许多像她一样的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她回忆道：“每当要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我就会感觉世界已经把我抛弃了。两米对我来说太远了，我没法伸出手去触摸我身边的任何事物。而触摸是我认识一个人的最主要方式。”

Issy是住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位退休教师，她在一篇音频日记中百感交集地回忆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挣扎，而类似这样的音频日记是我对新冠疫情期间聋盲人经历研究的内容之一：

“当我走近我家花园大门，四处摸索着想要打开门闩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既然有一种病毒在席卷全球，那么我完全有可能从这个木栅栏上感染病毒。也许病毒就在我刚摸到的门闩上。我摇摇手，试图把自己从这些想法中解放出来。我转头回到家里，从头到尾洗干净手，试图摆脱这些恐惧的想象。”

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一直在试图挑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看到的、没看到的东西。这一想法促使我与英国各地的聋盲人社区密切合作，了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在我们这个以眼睛为中心的社会中，视觉比起其他所有感官有着绝对的优先级。

通过触摸进行感知是很需要耐心的。聋盲人通过规律地触摸各种不同的表面，不仅能够建立对人或物的心理形象，还会感知到这些人或物在周围房间或环境中的位置。我认为，聋盲人的手和皮肤会对事物表面的一些特质尤其敏感，包括不同程度的硬度、不同质地的触感以及运动或温度上的微小差异。

John Whitfield是苏格兰聋盲人协会的培训员，自出生以来就严重失聪，并且现在只存有5%的视力。他描述道，聋盲人要了解周围的世界并跟上对话的节奏，需要非常集中注意力。他坦言：“有时这真的非常、非常累人。”

“当你像我一样这么介意自己听力和视力受到的严重限制时，大脑就会不得不进行补偿，身体也不得不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获得信息来帮助弥补这一损失。我的嗅觉就比一般人要敏感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急于从环境中想方设法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任何方法都可以。”

Roger Wilson-Hindr也是一名聋盲人，他和他有视力障碍的妻子一起生活在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对于他来说，触摸不仅仅是接受感官输入或掌握信息的方式。他说，每一次触觉互动都是创造关系的机会。他补充说道：“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眼睛和耳朵都严重受损，那么你就会发现触摸和身体接触有着更大的意义。”

Roger童年时期曾得过角膜疤痕和青光眼，他能够看到颜色，但清晰度非常低。树木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之一，对他而言树看起来就是一团金色或绿色。

而他发现自己在做园艺时，仍然可以通过轻轻弯下根茎和枝叶，触摸它们的质地和方向，来“感受”季节的变化。他说，触摸就像是有“魔法”一样，“可以感受到事物的能量”，而且这不总是仅仅为了弥补视觉的不足。聋盲人的触觉世界包含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快乐。

疫情使得“触摸和接近他人”从丰富生命的手段变成了潜在的生命威胁。不妨想象一下新冠疫情对Roger和所有其他聋盲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正如Issy所说的那样：

“保持社交距离意味着世界与我擦肩而过，我也一直感到矛盾：我到底应不应该允许别人进入我的空间，以便我能够与其互动并了解这个世界，但与此同时承担感染病毒的风险？抑或是要求人们遵守两米社交距离规则，并允许这种孤立感悄然损害我的情感健康？”

常人对聋盲人一般会有两个误解：一是聋盲人需要有专人护理才能正常生活，二是和聋盲人进行交流很困难。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聋盲人告诉我们这些看法会导致他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并严重破坏他们的自信心。正如Issy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糟糕：

“光是握住一个人的手我就可以获取很多信息，我还能够通过触摸他人的衣服面料真正感受到他们的存在。然而突然间新冠疫情来临了，我一下子离人们的香水味或头发的触感如此遥远......一切都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即使社交距离限制后来没有这么严格了，我也变得低调且小心，害怕从伸手触摸他人、互相搭着手臂的过程中获得快乐，现在我只能谨慎地使用触觉这一导航仪。”

触摸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用手和手指尖去做的事情。但Roger强调，对于聋盲人来说，“触摸需要用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们不仅用头顶感受阳光，还通过脚下去感受我们在街上的位置。”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受访者都强调了“用脚触摸”的重要性。这能帮助他们在行走时感知环境，识别不同空间的特征，并建立一个心理地图。

Issy回忆说，疫情第一次封锁逐渐结束之后，她有一天走在格拉斯哥自己住的街区突然就哭了，因为她发现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当时受疫情限制，咖啡馆和餐馆不得不往外扩建座位区，原先的人行道布局被完全改变。Issy发现她总是会撞到自己根本没想到会在那里的障碍物和人。她不得不重新在心里建立一个新地图，这让她感到非常挫败。但除此之外，她还担心人们会因为她缺乏社会距离感而对她不满。

同时，她也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威胁感，因为人们有可能会随时入侵她的个人空间：

“我记得有一回我站在超市外面等我丈夫时，有人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最近的停车场在哪里。我才意识到他碰了我，这让我非常震惊，感觉很不舒服。我问他有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他说他一直在试图吸引我的注意。但直到他碰我的那一刻，我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

在疫情肆虐全球之前，我的大部分研究都在关注像素在电影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我好奇的是一个个微小的照明区域是如何联合来创造一个不间断的电影体验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像素不会向观众显露自己的存在，每一个像素都在依照收到的代码指令独自变化着。

顺着这一想法，我联系到了本校物理系的量子物理学家Daniele Faccio，并和他探讨了新技术是否能够揭示迄今为止无法察觉的光现象。Faccio告诉我的事情非常吸引人。他的团队正在使用能将光波识别为粒子的单光子相机，来“冻结”住运动中的光，拍摄光脉冲的照片或是光在房间中移动的视频。

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认为这项技术非常惊人，因为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集思广益，通过将动态图像转化为触觉体验来帮助盲人“看”到这个世界，也就是开发一个能呈现“视频盲文”的平台。

2019年，我们开始尝试使用超声波技术来聚焦声波，并在人手上创建可以感觉到的压力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能将动态图像的像素转化为一系列与电影内容（如面部表情、情绪、动作）相关的触觉体验，包括每只手掌上的不同温度、压力和运动等。

然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打断了这一切，我们的项目被搁置了，进程慢到令人沮丧。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了解到聋盲人会认真小心地了解周围环境，从不急于去尽快摸清环境的新变化。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慢慢地学会接受并从这段特殊时期中获得成长，而不是试图逃避它。

疫情封锁结束后，我试图通过拍摄Issy在她的厨房里的日常活动来表达我的想法。Issy在视频中先是泡了一杯茶，然后插了一瓶紫色的花。在视力正常的观众看来，这可能很像是一个“趔趄着摸索”的过程（Issy本人所言）。然而，这实际上正是她学习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她会轻轻地抚摸着花朵，闻着它们的香味，想象它们的形态。她试图估测花的长度，裁剪枝叶，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摆放到花瓶中。她不会急于做成一件事情，只要有这种需要，她就一定会继续用触觉去进行感知。

“虽然我走动的方式在你看来可能是一种挣扎，但实际并不是这样。我之所以会把我的手伸出来触摸物体、拿起物体，来了解我面前的环境，是因为这就是我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我会在脑海中绘制一张外界的地图。因此，与其说我在挣扎，不如说我的摸索和蹒跚都只是我获取信息的方式罢了。只有通过触摸，我作为一个聋盲人才能活得更加自主、更有韧性。”

疫情初期，Issy和其他参与研究的聋盲人告诉了我们他们的经历和见解，这促使我们下定决心开发一个能帮助他们的工具，让他们封锁结束后能在新开放的空间中独立获得空间导航。我们也暂时放下了开发视频盲文工具的想法，最终决定去创造一个能够准确定位聋盲人周围的人和物的工具。

此前我在艺术和量子物理学之间的对话已让这两个学科找到了共鸣，我们因此有了开发一个“空间意识”工具的想法。2021年6月开始，我们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研讨会，会上Issy和John帮助我们了解了聋盲人是如何在有触摸和无触摸的情况下想象、记忆并描绘空间的，我们由此得以确定聋盲人在设备上的具体需求。

我们设计出来的设备原型由一个便携式雷达和可穿戴反馈设备（一个头带和一个臂带）组成。作为原型的第一个测试者，Issy回忆说，“不得不说，我觉得自己很像《星球大战》中的博格人，不过天啊，这个设备真的很吸引人。”

设备雷达会扫描测试者前方和两侧最多六米的空间，并在其他人进入扫描范围并移动时进行跟踪。根据被探测者的不同距离和方向，头带和臂带会相应启动，并将这些信息通过小小的硬币型振动马达转化为不同强度的振动。

我们的第一次测试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大排练室里。Issy关掉了助听器，以避免获得任何其他环境线索。然后按照要求，她需要根据她在头带中感受到的振动来指出进入她面前的近距离空间的人在哪个方向。

大多数情况下，她都能毫不犹豫地正确指出旁人所站的位置。当我们告诉她答案非常准确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激动。这是她自从完全失明以来，第一次不依靠触摸就能感觉到人们在哪里：

“天啊，要是我能靠这项技术到路上去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有一条导盲犬，名叫 Yang。但有了这台设备，我还可以知道更多关于周围空间的信息，就比如说有多少人走在我前面或者旁边、这些人具体是在哪里、我是否正走在一大群人中间等等。”

到了第二次测试时，Issy同时使用了头带（指示人的方向）和臂带（指示人的距离），不过这回她却很难正确地指认出周围人的距离。经过几次试验，我们意识到这是因为硬币型振动马达互相放得太近了，她无法区分出不同的信号，而且臂带的出现也让她困惑。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将两组信息（距离和方向）合并到头带中，并使用振动强度来表示人的距离远近。

经过进一步的试验，我们完善了该工具，整个设备现在小到能放到帽子当中。最开始我们的参与者就向我们强调可穿戴技术的重要性。这一工具如果要真正帮到Issy这样的用户，就必须能与日常服装相结合：

我觉得能通过别的渠道感知周围环境非常棒。其实我当时只是想跟研究人员说：“你们想不想现在带着这玩意到大西路（格拉斯哥的一条公路）上去走走？”

2022年5月，我带着Issy参观我们在格拉斯哥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TouchScreen（触摸屏）活动。她立刻被Wolfgang Weileder创作的视频装置《树》所吸引，视频内容是不同地方的树木被砍伐的实景。

她站在大屏幕前时，说自己可以通过手杖来感知到视频中的树木。这是因为视频声音的不同频率从扬声器到达地面，让她能够通过地面感知。她很兴奋，因为她觉得自己也被纳入了这一艺术作品的体验中。

站在那里，我也把注意力从用眼睛去看转移到用脚去感觉，接着我也能感觉到振动了。这层新的体验刚才的我都还无法察觉，但现在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都已经与这些正在被砍伐的树木建立了联系。我也开始意识到地面也将我和Issy两人联系了起来，声音同时触动了我们两个人。

我们如果重视视觉而轻视其他感官，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会错过大量丰富的体验和联系，尤其是与像Issy、Roger、John和其他能力不同的人相比。

因此，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将对聋盲人需求的深入了解与尖端量子技术相结合，最终目标不仅是要让聋盲人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是要利用他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来丰富其他所有人的体验。

其实，学界可以对聋盲人如何能更独立地与外界交流进行更多研究。例如，可以研究如何利用毫米波（机场安检扫描仪会使用的一种无线电波）来识别手语以外的手势和触摸式交流。

当然，疫情过后，我们大家对触摸的价值都会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如果说眼睛能让我们通过安全的距离来了解世界，那么触摸则是亲密距离的交流。正如Issy所说，触摸让我们与周围的世界“纠缠”在一起：

“作为一个失去视力的人，平时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非常忙，根本不会停下来想或是说：我是有多么依赖触觉，触摸对我来说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看到这个世界。”

对John来说，触摸是一种身体的“整体感受方式”。对Issy来说，触摸是一种“想象力”，是通过“趔趄着摸索”来了解世界的方式。对Roger来说，触摸则像“魔法”，能够带人发现世间的更多快乐。

可悲的是，我们竟然在经历了一场疫情之后才尝试去理解日常生活中触觉（特别是触觉剥夺）的意义。但也许，我们既然共同经历了这种失去连接的感觉，也应该会唤起从未有过的对聋盲人的更大同情，因为聋盲人终其一生都在遭受孤立、缺乏有效沟通和被社会排斥的挣扎。

我们需要接受聋盲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见解，并了解他们“观看”和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或者如Issy所说：

“你只要花两分钟时间在我的空间里待一会，我就能告诉你，在我的世界和聋盲文化中，我与身边的空间互动和联系的方式。跟我一起走走吧，我会给你指路，不是通过你的眼睛......而是通过触摸，让你与我相连。”

本文作者：

Azadeh Emadi，格拉斯哥大学，文化与创意艺术学院电影制作讲师

本文与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布。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江颂贤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