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欧模式：如何平衡自由贸易、爱国主义和包容性发展

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不平等状况加剧，社会经历着身份危机，凝聚力逐渐减弱。从圣地亚哥到巴黎再到贝鲁特的示威游行也表明人们对政府逐渐失去了信任。

而很多选民和政客则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贸易、科技和移民上。但这就导致了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人们越来越生气；如果他们认为贸易、科技或移民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如果他们不相信政府或同胞居民能够提供解决方案，那么该怎么办？

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的实践表明，依然有解决办法。几十年来，他们率先采用的北欧模式由几部分组成：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和医疗保障的福利制度；“灵活且安全的”就业模式（将灵活的雇佣和解雇制度与强大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相结合）；低关税、低贸易壁垒的开放型市场。

但是，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特点外，北欧模式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组成要素：建设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由出生地或肤色决定的，而是由一个人对社区福祉所做的贡献而决定的。在积极的经济趋势下，这种特殊的要素组合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使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与平等和社会和平相协调。如果能被正确理解，北欧模式将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重要的经验。

由于北欧国家富裕程度较高、不平等程度低且福利制度运作良好，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其他工业化国家视为标杆。理论家经常强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则是自由贸易——并且试图从中推断出整个体系的运作模式。但是，这一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项核心承诺，使北欧各国实现了包容且可持续的进步。

近年来，当涉及到应对宏观经济和科技趋势的时候，这一承诺便会涵盖三个基本要素——社会经济模型、社会态度和实用主义。社会经济模型具有三个支柱：免费的全民医疗保障、优质教育以及平价住房。这三大支柱既不是随机指定的也不是可供争辩的：北欧及世界各地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三个要素是保障人们平等获得机会的关键。因此，将它们置于公共政策的中心至关重要。

社会经济模型还包括一种“灵活且安全”（flexicurity）的劳动力市场。这一术语是“灵活性”（flexibility）和“安全性”（security）的缩写，表明了该体系给雇主和雇员带来的主要优势。灵活性表示如果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雇主可以迅速裁员；而安全性则意味着政府通过税金来向员工提供失业救济金，让员工能够平安地渡过这种危机。这种灵活且安全的模式建立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任上，并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信任，而且总的来说，雇主和雇员之间具有良好的建设性关系。

北欧社会经济模式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自由贸易和竞争。这项政策使北欧公司和企业家可以在接纳外国进口商品的同时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计算和其他排名中，一些北欧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且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瑞典和丹麦均跻身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前十名，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将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列入全球前15名。

这种自由贸易方式的结果是，北欧人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明显的衰落：比如，丹麦曾经是全球造船厂，但已将该地位让给了在中国、土耳其和韩国的竞争对手（由于工资较低且享受国家支持，他们的船舶造价要低得多）。但是丹麦公司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升级价值链来应对这一挑战，而非通过征收关税、补贴或降低员工工资。曾经建造整艘船的公司现在使用高技能的劳动力和最新技术来制造发动机。

总体而言，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具有强大的福利制度、灵活且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开放的贸易和技术支持，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带来了益处。北欧国家的工人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薪水最高的，因此社会不平等程度非常低。几乎所有人都完成了高中学业，大多数学生都通过大学或专业技术学院继续学业。在确保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选择了从事技术相关的工作，为其他制造业公司带来利益。

工人还会不断“更新技能”或“提高技能”，公司每年都会为员工提供培训时间，以确保这些劳动力可以帮助公司维持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下岗工人更有可能找到新的工作：与其他工业国家不同，他们不必寻找提供过时培训或教育的新工作。即使是制造业工人，如今的失业率也非常低，工资仍然很高。

对于公司而言，他们可以自由地追求最新技术并优化员工队伍，以吸纳新的生产流程。但这并没有导致蓝领工作的消失。正相反，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Volvo）不仅在哥德堡保留了总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管理职能，还在瑞典生产汽车、发动机和零部件。此外，萨博尽管不再生产汽车，但其劳动力仍占瑞典的17,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动力的80%，而它已发展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活跃于航空、监视和各种相关服务领域，在此过程中提高了员工的技能。

政府也是这种社会经济模式的受益者。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高薪的员工队伍使北欧人减少了主权债务，甚至缩减了其政府规模。例如，在瑞典，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从1995年的80%下降至2017年的41%，其税收收入在2019年占GDP的43.4%，比2017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其他北欧国家也有相似的发展趋势。

北欧模式最不引人注目的是其强大而具有建设性的民族主义。成为丹麦人、芬兰人、挪威人或瑞典人首先意味着要接受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北欧爱国主义以对社会经济模式的承诺为中心，该模式在公民、私营部门和政府间建立信任，并激励人们为社会福祉做出贡献——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他们选择的职业和志愿工作上。

北欧公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支持着这种信任的共同民族身份发挥了强大的优势，使政府、工会和企业可以协同工作，而不是成为对手，同时可以确保政府遵守高标准的诚信度和透明度，从而提供有效的服务——包括世界一流的卫生保健系统，其价格要比其他发达国家便宜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北欧民族主义历来允许新移民融入。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北欧国家接纳了来自巴尔干地区的数十万难民。较早的移民潮中也有当今社会上一些最杰出的成员，如瑞典明星足球运动员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他出生于瑞典，父亲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母亲是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徒。在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期，除德国外，瑞典所庇护的人数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每一批移民来说，融入新社会都是一项挑战。自2015年以来，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了更严格的移民限制。但是，这些政策变更都有其务实的考虑。多年来，一些北欧国家成为了欧盟人均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放慢移民速度将会确保已经移民的人能够找到工作——这是融入新社会的关键一步。

每当宏观经济和科技变革要求社会经济做出调整时，北欧民族主义，即北欧模式的最终环节也会发挥作用。如今，北欧国家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引进了高科技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精准医疗等创新技术。他们不但没有因这些新技术的潜在负面影响而畏缩，反而利用了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机会，成为了这些领域的领导者并获得了收益。

北欧模式证实了一句古话：你无法预测未来，但你可以为之做好准备。能够经受住变革的不仅是受过良好教育或从事高端工作的工人，还可以是获得技术专业学位并从事学徒工作的人。一些北欧国家重视优质教育和持续连贯的培训，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型经济体，他们的劳动力自上而下都是适应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

今天，北欧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在经济、社会和技术上蓬勃发展的方式——并非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务实地意识到要想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就必须让所有参与者加入进来。通过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他们强化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介于0.26至0.28之间，在经合组织中是最低的；而美国的系数为0.39，是经合组织中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表明社会不平等状况更严重。这就说明，在北欧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平等之间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其他国家可以很好地学习这些经验。他们也可以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在确保工人安全、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同时促进经济活力和竞争；他们也可以拥有开放的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仍然可以征税以提供有效的政府服务，并为更庞大的福利制度提供资金。简而言之，北欧模式为动荡时期带来了希望。

本文作者：

Børge Brende，总裁，世界经济论坛

本文首次刊登于外交事务，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翻译：张丽莉

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