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消费者信心不再有用，我们应该用什么取而代之？

消费者信心指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宠儿。1967年，美国商业协会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创建了该指数，以应对战后经济繁荣下的第一次放缓。人们知道，增长势头并非从天而降，因此有必要理解、控制那些驱动增长的因素，从而将所谓的变化理论归纳成条文。当消费成为了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人们所研究的模型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刺激消费能增加GDP，那么消费者信心的提高与否就是重要的增长指标。

该指标的结构也很简单：在全国代表性样本中，按月简短地调查人们关于国家和当地经济状态的主观感知、个人财务状况、储蓄及开支的意愿。因此，消费者信心指数迅速、有效地成为了商业决策的晴雨表，以及政府政策干预的及时度量标准。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消费逻辑的蔓延和加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简易性使其快速地扩散和传播开来。紧跟美国脚步，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复制了该模型，争相成为关键的信息来源，以联合专家一起售卖分析结果和其他服务。现在，所有国家每个月都会查看最接近原始模型的复制模型所测量出来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认为消费不仅能带动无尽的增长，还能解决社会上的所有问题，包括The Body Shop消费拯救地球计划、邦迪创可贴打击全球贫困的项目等。只要消费者信心指数一上升，其他所有要素都会随之改变。不过到了21世纪初，世事变迁，人们不禁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我们还想最大化消费吗？正如原网站“超越GDP”系列所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定量增长已不能作为衡量社会成功的“链条末端”，它终将被某些福利的概念所取代。因此，消费作为成功引擎的地位也备受质疑。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增加消费本身能以任何简单或直接的方式带来更大福祉，不论是在个人还是社会层面上。即便我们想继续增加消费，消费种类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可持续消费是一个热门话题。从纯经济的方向来看，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Adair Turner所言，我们必须在私人和家庭领域内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区别。“如果信贷为消费而非有效投资融资，那么其创造的债务很有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一直明白，在公共债务领域，如果为消费而非提高增长的投资进行融资的话，所产生的财政赤字很有可能会带来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在私人信贷领域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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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衡量和报告还能继续破坏人们的心理状况吗？2002年，当Daniel Kahneman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认知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就已颠覆了理性决策假设。近期，根据常规媒体针对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社会报道，诸多实验表明，将人们定义为“消费者”会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Monica Bauer及其同事在一项系列节目中表示，处于这种思维模式（即便只用“消费者”这一个词）后，人们会变得更加自私、焦虑、好胜，同时会降低信任程度、社会参与度和对环境的关心程度。

第三，消费者信心指数还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存活下去吗？随着全球经济的复杂化，相比于消费者信心指数，市场往往能提供更好的增长指标。虽然媒体仍广泛地报道消费者信心指数，但从战略和政策构建的角度来说，其他指标正逐步取代着它的地位。

考虑到上述分析，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使用率、有效性、应用范围越来越低这一景象，它很可能无法继续带来经济、社会、心理和环境上的影响。不过，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还有机会利用消费者信心指数现存的重要的影响力和全球基础设施，重新设计一个更适合当代的整体行为模型。

试想，如果我们能用另外一种衡量信心的方法取代消费者信心指数，以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求，那会如何？如果我们能开发一种有关生产率、参与率、福利状况的指数，而不仅仅是消费的呢？如果我们能创建一种方法，以增加使命感、个人力量和社会联结程度这些让人茁壮成长的属性呢？如果我们能用公民信心指数取代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在全球青年领袖论坛上，一个发展中的小型团队正在努力探索这些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只要条件正确，人们必定希望也可以让他们所在的城市变得更好。人们想要的不止是以消费者的姿态进行选择，而是作为公民创造环境。在数字时代，我们已经有了实现这一切的手段，但却困在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这种过时的系统、结构和目标中。

我们的工作任务是预测有了公民信心指数之后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衡量的自信不仅是在消费时，还包括在改变环境、在社区中寻找机构、使命感、帮助时，以及人们愿意参与到世界活动中时。我们正努力预测，假若这种方法成为了全世界政府部门指定的关键表现指标，世界会发生什么。试想，如果教育政策的衡量指标是能够商讨、辩论、创造的公民的产出，健康政策的是给予公民机构的支持，商业框架的是鼓励人们提升使命感、激励人们在内、在外增强踊跃程度的能力，那会如何？

正如我们的同事Jeremy Heimans及其共同作者Henry Timms在2018年出版的突破性著作《新权利》中所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人们想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非精英的人质”。

“如果所有这些被抑制的机构的唯一能力是不定期选举或公民投票，那人们自然会想用自身的参与来抨击。平台独裁者和极端分子将给出简单的答案。不过，我们需要是一些不同的东西，是一个让我们能深刻、连续、多层次参与的世界，而不是浅薄、间断的参与。”

在早期工作的帮助下，我们已确信能开发出一种方法，其结构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样简单。这种方法不仅能继续利用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基础设施和影响力，还能实现有关社会中个人地位的更宏大的想法。我们正在努力寻求外界的帮助和投入。如果您知道任何类似的项目，或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消费者信心指数，或您希望让我们有机会进行试验和修改，请联系我们。

行动措施可以有效地进行干预。如果我们能创造本时代的宠儿，以取代消费者信心指数，让干预成为正确的事，那其影响力将不可估量。

作者：Jon Alexander，新公民计划联合创始人

Amy J.C. Cuddy，哈佛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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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叶枫

责编：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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