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第二次冷战: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谈2026年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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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看起来很像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冷战。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苏冷战,不同之处在于两国的经济关系要发达得多、规模也大得多,而苏联经济基本是封闭的,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未达到这一程度。

罗宾·波默罗伊(Robin Pomeroy),《达沃斯电台》主持人: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播客,探讨最重大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本周,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表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冷战”之中,它既与上一次冷战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

尼尔·弗格森:第一次冷战时期的技术依然存在,我们仍然拥有核武器,但我们也拥有了新技术,其中人工智能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使得此次冷战在某些方面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更加难以预测。

罗宾·波默罗伊:尼尔·弗格森解释了是什么导致我们的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以及为何尽管如此,关于西方国家可能陷入内战的担忧被夸大了。

尼尔·弗格森:大多数家庭都有各自支持特朗普的人和憎恶特朗普的人,到感恩节时,他们会在餐桌上发生激烈争吵,但这并不是内战的基础。这只是感恩节时的一场争吵而已。

罗宾·波默罗伊: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得出结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竞争时代”,这位历史学家则解释了为何这并不总是坏事。

尼尔·弗格森:我喜欢竞争,因为竞争有赢家也有输家。竞争可能危险的情形是帝国或国家之间展开竞争。竞争是好的,但要尽量避免暴力。这似乎是历史的一个相当好的教训。

罗宾·波默罗伊: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罗宾·波默罗伊,接下来是这位历史学家对当下的看法……

尼尔·弗格森:这难道不是乐观的理由吗?我认为是的。

罗宾·波默罗伊:这里是《达沃斯电台》。

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本期节目选取了我们在上个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与一些最具洞察力的思想者所做的众多精彩访谈之一。为了向大家介绍这次访谈,我请来了我的同事盖尔·马科维茨(Gayle Markovitz)。你好,盖尔,最近怎么样?

盖尔·马科维茨,世界经济论坛文字与音频内容负责人:你好,罗宾,我很好。

罗宾·波默罗伊:你做了一次很精彩的访谈。你马上要告诉我们受访者是谁,但首先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在论坛的工作内容。

盖尔·马科维茨:我是论坛内容团队的一员,我们制作的所有内容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网站、社交媒体、播客、视频以及文章中,涵盖论坛的各类活动。

罗宾·波默罗伊:所以,你、我和其他许多人在达沃斯年会期间都非常忙碌,报道了所有会议,进行了大量访谈,这次访谈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会在《达沃斯电台》、《与领袖对话》(Meet the Leader)以及第三档播客《议程对话》(Agenda Dialogues)上发布这些内容。《议程对话》会播出一些在现场直播过的精彩会议音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请在收听播客的平台上关注这三档节目。

但让我们回到这一期。今天的《达沃斯电台》是你在达沃斯所做的一次访谈,请告诉我们受访者是谁。

盖尔·马科维茨:是尼尔·弗格森。他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对当下各种现象以及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他为我们提供先例,并帮助我们将一切置于恰当的视角之中。

罗宾·波默罗伊: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他经常出现在播客圈里,我听过很多次他的访谈。总是很有意思,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往往也有相当鲜明的看法。即便你不认同,也非常值得一听。你为什么特别想在达沃斯采访他?

盖尔·马科维茨: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们正在关注一些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相当令人沮丧的事情。我们的《全球风险报告》着眼于即将到来的挑战,而它描绘的图景并不乐观,说实话,并不特别积极。所以我当时希望能得到一些安慰。我希望他能让我感觉好一些,告诉我:哦,我们以前也见过这些,最后都好起来了,这只是反应过度,不必担心。但我并没有得到太多安慰。我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有些事情他非常乐观,消除了我的许多担忧;而在另一些事情上,我又跌回了谷底。

罗宾·波默罗伊: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下的看法很有意思,因为历史无法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假装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在这次访谈中,他可能给出的安慰是:看看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曾经有多糟糕,然后知足常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看半杯水”的态度,而不是说:不,事情实际上会变得很好。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情况会很艰难,现在很艰难,将来也会很艰难,但如果你看看历史,它一直都是艰难的。

盖尔·马科维茨:事实上,历史上的情况往往更加艰难。所以他也并不认为我们一定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他认为,要谈论新时代,还需要比我们目前所见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他还对冷战做了一个比较,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有点这样称呼它,嗯,我不能称之为一个时代,他把这个时期称为更像“第二次冷战”,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这与第一次冷战非常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的情绪过山车跌到了谷底,因为他说,在某些方面情况更糟,人工智能使局势更具颠覆性,也可能更加危险。

罗宾·波默罗伊:是的,我的意思是,我成长于……我不知道,冷战最激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不确定,但可以肯定地说,在80年代初,我那一代人都相信我们终将陷入核末日。我想,随着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那种灾难性的可能性——我们想得少了,但正如他所说,我们依然拥有所有这些核武器,而现在我们还拥有了人工智能,所以,是的,我也跟你一起经历了这场情绪过山车。

我很喜欢他的一点,我的意思是,我喜欢吗?我对他的完全拒绝感兴趣。你试图引导他说出我们是否处于某个“x、y或z时代”,而他说不,正如你刚才所说,他不喜欢给这些时代下定义。但你向他提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来自那份《全球风险报告》。听众应该回去收听你今年早些时候共同主持的那期播客,其中一个结论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竞争时代。我认为他确实在思考这个观点,竞争这个概念。你能再提醒我们一下,你所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风险报告》中提出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盖尔·马科维茨:是的,关于《风险报告》的背景是,我们当时关注的是“混乱时代”或“失序时代”之类的说法。最终,我认为大家重新思考后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并非混乱,而更像是这个“竞争时代”。在报告中,这一时代被描述为可能具有危险性;然而,与尼尔的对话让人惊讶的是,他非常赞同竞争。他认为竞争大体上是一件好事,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他谈到,大约在1600年之后,欧洲通过技术创新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而竞争如何真正推动了这一进程,并由此带来了许多卓越的成就。不过,他特别强调,当竞争涉及暴力时,就不是好事了。所以,如果竞争演变为战争,显然是不好的。但除此之外,他是非常赞同竞争的。

这实际上非常令人振奋,因为它让你觉得,嗯,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段艰难时期,但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也许我们正在看到的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罗宾·波默罗伊:好的,我们来听听吧,怎么样?这段录音是几周前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录制的。这位是历史学家兼作家尼尔·弗格森。

尼尔·弗格森:你好,我叫尼尔·弗格森。我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米尔班克家族高级研究员,也是一名历史学家。

盖尔·马科维茨:欢迎你,尼尔。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我不断读到这样的说法。我见过无数次这样的表述: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一个转折点,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时刻。这种说法没完没了。你同意吗?如果同意,你认为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是什么?

尼尔·弗格森:我认为记者往往过度为时代命名,时代实在太多了,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进入史书。

把一个时代与某个个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一种错误。当下人们很容易谈论“特朗普时代”,但我不确定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这样看待它。

时代往往是由帝国和技术界定的。因此,你可以说19世纪是英国的时代,或是蒸汽动力的时代。20世纪逐渐成为一个非常美国化的世纪,这与石油、后来的硅有关。

我认为现在断言我们是否处于一个新时代还为时过早。我不确定美国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甚至是否接近结束。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讨论中可能使用了太多的时代概念,而对于一个时代的形成有多么困难,认识还不够充分。要形成一个时代,你需要一个帝国,也需要一项技术。

盖尔·马科维茨: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解释当下的东西?你是否见过类似的周期,可以帮助我们向前引导?还是你认为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

尼尔·弗格森:嗯,我对周期的说法非常警惕,因为我不认为历史中存在周期。那样的话,预测就会变得相当容易。

但实际上,存在大量的混乱和众多随机冲击,任何一种周期如果不极大地扭曲数据,都很难辨别。

我的看法是,现在看起来很像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冷战,两个超级大国。在技术方面,真正的超级大国只有两个。在意识形态上,两者显然截然不同。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苏冷战,不同之处在于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要发达得多、规模也大得多,而苏联经济基本是封闭的,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未达到这一程度。

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思考方式,用来理解过去六、七、八年,因为我认为这种情况大约从2018年起就已经存在了。

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近似。

第二次冷战与第一次冷战之间显然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存在差异一样。

但这似乎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最佳方式。你只需记住,第一次冷战时期的技术依然存在,我们仍然拥有核武器,但我们也拥有了新技术,其中人工智能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使得此次冷战在某些方面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更加难以预测。

盖尔·马科维茨:说到战争,我们的《全球风险报告》刚刚在上周发布,其中有一章名为“价值观之战”(Values at War)。它本质上是对文化两极化的深入剖析,而这种两极化已被技术放大。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你认为它是根本性的新现象,还是旧有断层线的再次显现?

尼尔·弗格森:我认为意识形态两极化并非完全新现象,因为毕竟美国在19世纪曾发生过内战。如果你看看1950年代的美国政治,即麦卡锡时期,或者1960年代和60年代末,当时暗杀几乎成为美国政治中过于熟悉的现象,那也是非常两极化的时期。

自2017年出版的《广场与塔》(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以来,我一直认为,网络平台成为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力量,因其商业模式必然导致更多的两极化。如果你靠卖广告来获取现金流,无论你是Facebook、谷歌还是YouTube,你都会推送更多煽动性内容,而中间立场则会逐渐被掏空,因为吸引人们关注中间派叙事的眼球并不多。

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正以数年前就可以预见的方式展开。

有几点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其一,我们很久以前就见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印刷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公共领域。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这引发了一段极度两极化的时期以及宗教战争。在那时,分裂的领域是宗教而非政治。因此,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在重演宗教战争,只不过如今不再说“我是天主教徒,你是新教徒”,而是说“我是共和党人,你是民主党人”。在美国,这些政治认同正变得越来越像宗教信仰,几乎成了一种政治宗教。

另一点是,如果你观察两个极端,它们同样会分裂。我们并不只是有左、右两大阵营。在政治光谱的两端,你都能看到碎片化。想想“觉醒右翼”这一新现象,它公然反犹,甚至支持纳粹。而在左派那一端,激进的跨性别活动人士似乎与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利活动人士陷入了对立。因此,我认为这种碎片化在很多方面有点像自然界中发现的那些分形几何结构。所以,两极化导致更多的两极化,然后又是进一步的两极化,形成一种政治宗教的分形几何。

盖尔·马科维茨:我的意思是,宗教上的两极化似乎从来没有以很好的方式结束。你认为我们会走上类似的轨迹,还是认为我们能够摆脱这团乱局?

尼尔·弗格森:我在格拉斯哥长大,那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分裂非常严重,仿佛17世纪的历史从未真正结束。彼此几乎不交谈的社区当然也不通婚,并且常常发生暴力冲突。北爱尔兰的情况甚至更糟。所以我很清楚这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你看到政治群体之间变得像那样彼此分离,并伴随着同样的对立情绪,那么如果不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暴力,反而会令人惊讶。我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令人欣慰的是,仍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实际上既不属于共和党阵营,也不属于民主党阵营。他们可能自称独立人士,甚至在登记时也登记为独立人士,但这实际上是美国选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你看看欧洲的政治,包括尽管经历了脱欧但依然在内的英国,你会看到的是多党格局。

欧洲政治根本不存在两极化。它呈现的是碎片化,以至于在荷兰,政党众多,谁最终能组建政府几乎全凭运气。这与人们通常读到的两极化的标准叙事大不相同。

我实际上认为,在民主制度中,维持两党制是很困难的。除美国之外,两党制几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而即使在美国,也存在一个隐形的“第三党”,即独立选民。他们并不真正算是一个政党,但约占选民的三分之一。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图景,它也使得支撑那种极端两极化并走向内战的叙事变得相当困难。我实际上认为这种可能性极低,因为两极化是如此具有分形特征。

我的意思是,当今美国的两极化贯穿于家庭、县和城镇之中。并不是说美国有些地区全是红色、有些地区全是蓝色,而它们有一天会发生内战。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

大多数家庭都有各自支持特朗普的人和憎恶特朗普的人,到感恩节时,他们会在餐桌上发生激烈争吵,但这并不是内战的基础。这只是感恩节时的一场争吵而已。

盖尔·马科维茨:有趣的是,回到我们的《全球风险报告》,我们确实谈到了一个时代,而且我们在《全球风险报告》中经常这样做。几年前,我们提出了“多重危机时代”。而我们……

尼尔·弗格森:我讨厌“多重危机”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是达沃斯这一话语体系中被污染得最严重的词汇之一。

盖尔·马科维茨:哦,请继续,告诉我们为什么。

尼尔·弗格森:因为每一年都有“多重危机”,这只是一种荒谬、做作的说法,用来描述每一年都会出现的某种经济波动、政治分裂的组合,以及某个地方的战争,还有可能在别处发生的饥荒。这就是历史。把它称为“多重危机”是荒谬的。给我看一个没有“多重危机”的年份吧。

盖尔·马科维茨:所以,今年我们提出的是“竞争时代”。我们特意没有用“混乱”或“失序”之类的说法。你认为这一概括是否恰当?

尼尔·弗格森:这样理解相当不错。不过,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因为你可以认为,西方历史的核心,几乎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帝国解体,一直都是对立政治体之间的竞争。有一整套历史学派认为,欧洲在1600年左右之后超越世界其他地区,原因正是竞争如此激烈,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

我认为,今天的竞争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如果你看看经济的新兴领域,就会非常明显,不仅是人工智能,还有汽车等行业。

有大量公司正在疯狂融资,竞相打造大型语言模型。我的意思是,排行榜看起来就像英超联赛的积分榜。有很多公司在筹集资金,竞相打造模仿神经网络的模型。

再看看电动汽车。我第一次听说中国汽车公司,大概是15年前的事。而现在,它们已经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汽车制造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它们都在激烈地相互竞争。

因此,我认为世界经济中有些领域如今的竞争非常激烈,其激烈程度是我们自19世纪铁路公司和银行之间的竞争以来,几乎未曾见过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在经济的某些领域,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但在其他领域,竞争严重不足。而那些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所有公共部门实体,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恰恰是缺乏竞争。这些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这正是生产率几乎毫无增长、服务质量往往停滞不前的原因。我希望能有更多竞争。

我写过一本名为《文明》(Civilization)的书,在书中我提出,竞争是西方文明的六大“杀手级应用”之一。令人沮丧的是,西方经济的许多领域缺乏足够的竞争。这当然也是为什么这些领域成为经济中令人失望的部分的原因之一;而如果你关注人工智能,竞争几乎每个月,甚至每周都会推出更好的模型。

盖尔·马科维茨:但是,每个月或每周都有更好的模型出现,你不认为这里面有赢家和输家吗?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真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吗?

250年前的今年,亚当·斯密写下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阐明了竞争如何能够提高经济效率。所以我支持竞争。而我反对那些削弱竞争的事物。我反对一些垄断,因为它们显然会削弱竞争;我也反对那些削弱竞争的国家干预。

竞争可能危险的情形是帝国或国家之间展开竞争。

显然,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军事技术的竞争。印太地区正在上演一场军备竞赛。历史上,这类竞争往往导致战争。

当双方在战场上竞争时,通常不是好事。目前乌克兰正在进行的就是这种竞争。这场战争流血惨重,极其残酷,因为得益于无人机技术,武器的杀伤力确实非常强。我们不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竞争。

我们不希望在中东看到这种竞争。我们已经目睹了相当多的此类竞争。当然,我们也绝不希望在远东看到这种竞争。

因此,竞争本身是有益的,但应努力使其保持非暴力。这似乎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相当好的教训。

Gayle Markovitz:如果您打赌未来十年会发生一次“黑天鹅”事件,您认为会是什么?

Niall Ferguson:“黑天鹅”按定义本应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我预测到了,而它又真的发生了,那它就不再是黑天鹅了。

但我认为可以说的是,我们低估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地质事件发生的概率。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地球可能会对我们耍出这些非常恶劣的把戏,例如大规模火山喷发或强震。

这类大规模事件发生得非常少,因此我们往往认为它们不会发生。但绝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的火山活跃程度比12世纪时更低,那时大量的巨型火山喷发从根本上改变了气候,并导致全球降温,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再回想1906年的加州大地震,从那时到现在已有120年。但如果今天加州发生同等规模的强震,由于硅谷的重要性,它将对经济造成极大破坏。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倾向于低估地质风险,是因为我们在达沃斯经常谈论气候问题。有趣的是,气候灾害通常远不如地质灾害致命。大规模洪涝事件的破坏性往往比重大地质灾害低一个数量级。所以,这正是人们往往低估的因素,等它真正来临时,便会彻底撼动他们的世界。

Gayle Markovitz:因此,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关注不够的,您可能会将其列入其中。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强韧性呢?

Niall Ferguson:人类一件较为奇怪的事情是,我们受某种极其强大的力量驱使,在断层线附近兴建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世界上火山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位于印度尼西亚附近。那里现在有一些非常大的城市,比过去在那里建造的任何城市都要大得多。我认为,我们往往倾向于谈论大城市面临的脆弱性,比如洪水或海平面上升。但这并非大城市面临的主要风险。大城市真正的重大风险是地质冲击。

日本人对此理解得相当透彻,因为与西欧人或美国东海岸居民相比,他们所面临的风险要大得多。

但正如我所说,加州迟早会迎来那场“大地震”。我无法告诉你具体是什么时候。如果我这一生都没有遇到另一场真正的大规模地质事件,我会相当惊讶。距离上一次足以影响全球气候的火山大喷发已经过去了200年。

如果其中任何一场灾难发生,都会真正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今年不会发生。完全有可能。

Gayle Markovitz: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看,当前局势相当令人沮丧。

未来有什么值得我们抱有希望的事情吗?有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乐观的事情?

Niall Ferguson:嗯,我想说两点。第一,我们不应对过去抱有极度的短视。相较于1926年、1936年或1946年的世界,我不太确定,但2026年的地缘政治问题实际上相当次要。

人们对特朗普总统一些更为离谱的言论反应极为强烈。其中一个几乎肯定会在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上被大量讨论的,就是他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企图。但从某种层面来看,这更像是一出喜剧歌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或者甚至与第一次冷战中的高潮或低谷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我们几乎因古巴问题而把整个世界炸毁。所以,让我们保持一些理性的视角。

这当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话题。在达沃斯谈论特朗普,我感觉自己已经这样做了十年。但与20世纪30年代末谈论希特勒,或40年代末谈论斯大林相比,它实际上相当次要。那些威胁对全球稳定的危害要大得多。

我最乐观的一点在于,当你退一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技术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就会发现,它们整体上确实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个人赋能。

无论个人出生在哪里,都能以过去不可能的方式获取知识。我认为,这正是乐观的首要原因。

我们可以对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在智能手机上的表现大发感慨,想怎么感慨都行。但真正重要的是,即便一位有才华、有进取心的人不幸出生在一个国家最贫穷地区的最底层收入群体中,只要他能接入互联网,并拥有一点基本的技术设备,他实际上就能使用Widener Library 或Bodleian Library。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认为,这将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可能性。而个人自由将战胜极权主义,甚至战胜民粹主义等较小的威胁。

这就是我之所以乐观的原因。这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无论聪明的孩子身在何处,他或她实现自身潜能的机会都更大。这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以往时代的机会都要大得多。

难道这不是值得乐观的理由吗?我认为是的。

Robin Pomeroy:Niall Ferguson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正在与Gayle Markovitz对话。

请务必收听Gayle关于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的播客,该报告于达沃斯年会前夕发布。您还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阅读该报告,报告及播客链接均附于节目说明中。

我们即将在Radio Davos以及我们的姊妹播客Meet the Leader上推出更多来自达沃斯的精彩访谈。如需第一时间收听,请在您收听播客的平台关注这两档节目,或访问wef.ch/podcasts。

本期Radio Davos由我Robin Pomeroy主持。编辑为Jere Johansson。录音室制作为Taz Kelleher。

Radio Davos下周将再次与您见面,现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们是否正生活在第二次冷战之中?如果是,我们可以从上一次冷战中汲取哪些经验,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时期?

历史学家兼作家Niall Ferguson阐述了他对当前全球事务的看法,并指出,与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相比,我们有很多理由保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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