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生物多样性

地球的前景掌握在我们手中,激励私人投资重新分配至关重要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旨在到2030年逐步取消5000亿美元的有害补贴,并每年动员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Image: Alonso Reyes/Unsplash

Carlos Correa Escaf
Former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Colombi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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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国政府每年拨款1.8万亿美元用于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导致额外5万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被用于化石燃料和工业化农业等行业。
  • 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财政政策,通过排放交易体系建立新市场,并实施保护付费,将私人资金转向自然保护工作。
  •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旨在到2030年逐步取消5000亿美元的有害补贴,并每年动员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当政府分配资金时,他们会发出一条信号,其力量会波及整个经济体,并常常引发一波私人投资的支出浪潮。这用来形容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恰如其分。各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一方面明确传达的信息是:企业和公民应该自由地优先考虑破坏而非保护地球的活动。

各国政府每年至少会拨款1.8万亿美元,用于对环境有害的补贴。这1.8万亿美元又会导致额外5万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流向同样有害的行业——例如,化石燃料开采、采矿、商业捕鱼和工业式农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全球的近7%的投资都被用来破坏我们生活的自然世界。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Carlos Manuel Rodriguez简单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当今没有一个国家在保护自然方面的投资多于在破坏自然活动上的投入。而这必须改变。”

变革始于共同愿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使各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一致。其目标18呼吁实质性、逐步消除、逐步取消或改革每年5000亿美元的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这一框架的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动员至少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利用其市场影响力,促进私人资金大规模重新分配,用于拯救自然——且我们并非对此无计可施。

例如,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激励措施:

设计财政政策

设计财政政策——政府如何应用和支出税收收入——是制定积极激励措施的一个广泛可用的直接途径。例如,印度的生态财政转移计划使用生态指标来确定公共资金如何从联邦分配到州政府——尤其是各州因保护和恢复森林覆盖方面的成果而获得奖励。

这种设置使保护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潜在收入来源。这一激励措施在印度发挥了作用:地方政府较为自律,在该计划推出后的三年内自愿将州林业预算增加19%,以吸引联邦资金。

环境税是另一种积极的生态激励手段。哥伦比亚于2016年实施碳税,起价为每吨碳5美元。该税很快为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数亿美元的收入,并将成为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该基金的目标是到 2026 年管理近10亿美元。

开辟新市场

政府可以通过排放交易系统建立新市场。这一系统通过在排放者之间分配可交易许可证来设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高水平。这一解决方案正越来越受欢迎: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 2021年碳定价涵盖了超过40%的温室气体排放,比2018年增加了8%。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碳市场,并且仍是最大的碳市场之一。其中也涌现出了成功的灯塔工厂:通过对每年减少的排放量设定上限,一些欧盟企业正在投资清洁能源技术,帮助电力和工业部门的排放量自2005年以来减少了37.3%。

虽然碳市场可能是最著名的应用方式,但资源使用权也可以受到限制和交易。例如,在阿根廷,政府于2010年对高价值海鲜的合法捕捞实行配额。这有效稳定了之前过度捕捞的种群,同时提高了出口价格。

支付保护费用

直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保护费用是另一个重要工具。

例如,厄瓜多尔向保护原生森林的农村土地所有者提供经济激励,以替代伐木和采矿等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做法。15年来,当地Socio Bosque的项目通过既定的20年保护协议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直接付款,帮助保护了超过400万公顷的土地。

Socio Bosque项目和其他举措的成功有效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支付的可信度,全球有500多个类似的项目,每年产生交易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事实证明,生态系统服务支付在多种情况下可以大幅降低森林砍伐率。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森林覆盖率从1950年占土地面积的50%以上,下降至1985年的24.4%。1996年,政府推出了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计划,其成功使森林目前已达到了该国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至关重要的是,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计划通常具有重要的共同效益,包括支持当地和原住民保护他们的土地保有权并保障他们的权利。

几十年来,各国政府一直在鼓励破坏我们的生态系统,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在环境方面的领导力正在全球各个角落涌现,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事业周围。

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世界各国政府迈出了谴责现状的第一步。破坏自然只会成功地毁灭我们自己。但谴责能取得的进展,也仅不过如此。由于我们拥有可用的解决方案,各国政府现在必须向企业、公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出信号,表明他们致力于保护我们的星球。

本文作者:

Carlos Correa,保护国际高级研究员、“红树林突破计划”大使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吴逸萌

编辑: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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