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领域的“1+N”体系初现雏形,公私合作是落实的关键

Image: Hugues de BUYER-MIMEURE/Unsplash

Chunquan Zhu
Head, China Nature Initiatives, World Economic Forum
Siyu Wang
Ope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Specialist, Tropical Forest Alliance, World Economic Forum
Susan Hu
Nature Action Agenda Lead, 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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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备受关注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下称“计划”)出台,对2022年12月正式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了及时且全面的回应与部署,明确2030年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部署、四大优先领域以及多项优先行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1+N”政策体系雏形初现。

相较于针对“爱知目标”制定的战略与行动计划,此次中国提出的路线图的亮点之一就是更加突显“协同”的重要地位——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协同,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治理的协同,再到国内措施与国际行动的协同。

公私合作:加速主流化的关键举措

《计划》明确,需加快构建生物多样性治理“1+N”政策体系,其中“1”便是已经出台的这份文件,“N”则包括资源、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域以及具体行业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方案。通过“1”和“N”的配合,促进企业的参与,增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

研究显示,生物多样性正急剧下降。1970年以来,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三分之二。为了快速扭转下降曲线,传统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调动更多部门和资源,针对性地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比如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污染、气候变化等。

在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面行动中,私营部门的角色应该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可喜的是,《计划》明确“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为优先行动之一,将“科学评估企业经营活动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推动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内容,以及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等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实现企业的自然受益转型不仅可以减少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还将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变革。举例而言,传统化工行业助长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多个驱动因素,比如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淡水开发和土地用途转换。目前,全球市场上大约有35万种不同类型的人造化学物质,新化学物质的生产和释放速度远超出人类风险评估能力,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不断上升。据统计,2017年全球化学品的生产能力为23亿吨,预计到2030年将翻一番。然而,世界经济论坛《行业部门自然受益转型》系列报告中的化工行业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可持续水管理、循环利用、产品创新以及消费者教育,化工行业不仅可以直接或间接贡献于昆蒙框架中的多个目标,减少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还能够在2030年前创造将近2300亿美元的新增经济机会。通过积极采取上述的几个举措,化工企业便能扭转曾经的发展路径,迈向自然受益、经济受益、社会受益的轨道。

实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的协同增效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目前,11% 到 16%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预计这一比例还将会持续增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被国际社会认为可以助力全球在社会、经济和环境(这三个紧密关联且互为补充的方面)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目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潜力仅被开发了三分之一。并且,目前这些解决方案所需的资金只有一成到位。增加相应投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计划》也指出,需要搭建以“降低负面影响、提高协同增效”为目标的气候行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支撑体系,并推进相关试点示范。

在此背景下,企业亟需提升认知,全面了解和评估自身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去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TCFD Recommendation)被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吸纳,正式列入《一般要求》和《气候相关披露》之中。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TNFD Recommendation)紧随其后,目前已有320家企业承诺将依据此框架进行相关披露,但中国企业的参与度仍然较低。在生物多样性目标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做好准备,加速布局,在双碳目标之外,设定企业的生物多样性乃至自然目标。

实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的协同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要真正实现协同,需要更加系统性的思考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论坛中国自然团队在2023年与中国国际合作与发展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重塑土地利用方式——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食物、水等多目标协同》的前期政策研究,从更综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更统一的衡量土地利用价值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并邀请来自农业、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企业合作伙伴分享其实践经验,无论是负责任的农食企业在积极尝试的再生农业,还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力军之一——光伏企业在实践的水光互补、湖光互补,都体现了更加系统性的思考和行动——不仅考虑企业自身的营收目标,同时考虑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再生能力,和长远的影响。期待与更广泛的公私合作方共同探索,打造更多具有协同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全球协同是有效行动的必要前提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李强总理呼吁加强绿色发展合作,再次强调绿色转型道路上的国际合作与行动。实际上,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之下,气候和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仍然体现出了强劲的韧性。根据论坛《2024年全球合作晴雨表》报告,在“贸易和资本”、“创新和科技”、“健康和福祉”、“和平和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状况经历跌宕起伏的同时,气候和自然领域的合作持续增强。这也是唯一一个在整个十年中大部分指标都有所上升的支柱。2012-2020 年期间,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流量几乎翻了一番,私营部门的净零承诺也在激增,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 (GFANZ)、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 和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 等团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此外,全球海洋保护区的比例增加了 60% 以上,而陆地保护区的比例在同一时期增长了近 8%。从此角度来看,自然和气候行动可以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之时,重新点燃和推动更为广泛、更具信任的全球行动。

新发布的《计划》也十分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国家的公约履约能力,并通过“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框架推动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试点示范、能力建设、生物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创新实践,都是打造绿色发展战略对接的绝佳入手点。期待《计划》在各部门、各行业的改革与转型发展过程中得到切实落实。同时,在制定地方性生物多样化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更加重视跨部门协作、加强与企业转型发展战略和运营的结合、促进社会各界深度参与、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2024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6)即将在哥伦比亚召开,各国将系统性审查《框架》的执行情况,评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与《框架》的一致性,进一步制定监测框架,推动《框架》的资源调动。在这一关键的窗口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的发布奠定了良好的开局,接下来,不断强化的公私合作与国际合作将会成为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本文作者:

朱春全,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倡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

王思雨,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倡议传播与项目主管

胡悦,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自然行动议程负责人

编辑: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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