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表明,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法独力应对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领域的挑战。疫情本身不会改变世界,但它加速了此前就已日益明显的系统性变革。在大重构的今天,中国也在努力思考,制定新的战略和发展目标,以便适应百年之大变局。

在2020年4月,中国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在2021年1月 “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的前夕,针对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趋势,数十万亿的商业机会的重要 “中国议程” ,我采访了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分析 “新基建” 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内在逻辑,以及行业发展空间。

徐亚敏:从宏观视角入手,如何理解 “新基建” 战略的内在逻辑,以及对于中国的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

李铁:“新基建”的提出是对应“老基建”的概念: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发展到目前阶段,需要比较大的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来支撑未来的发展,同时“新基建” 是应对目前国际环境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困难,通过国家力量实施与新技术革命和城市化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

在城市化发展初期,以 “铁公基” 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将推动未来中国的创新发展,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各类数字化市场应用,将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中国基础设施供给的能力是不是适应这种数字化变化趋势。比如5G技术的影响,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信息技术对各行各业的深度影响和重构。要刺激各类产业和应用的发展,就得先解决5G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布局,确保5G信号可以顺畅地覆盖更大范围。这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就需要国家力量来投入,而不是仅仅靠企业力量来投入,这是 “新基建” 内在逻辑的重要体现。

又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发展对现有能源结构构成了挑战。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占全球消费量的一半,202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大概492万辆,到2035年我国要成为世界汽车强国,电动汽车将是主流。但是新能源汽车应用有一个最大瓶颈 -- 充电问题。有没有那么多的充电桩,确保走到哪里都能方便的充电,是驱动或者制约汽车向新能源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所以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充电桩就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我们可以一路无忧地开车出行,就像遍布全国的加油站一样,驾车出行不受能源的限制。

所以我说“新基建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通过政府力量来刺激投资增长,引爆未来通过科技创新带动的市场需求激发科技应用带动增长和变革

徐亚敏:那么“新基建” 怎么能更有效的刺激投资和增长呢?

李铁:要站在时代和科技发展的前沿来看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在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大前提下,尊重和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激发创新、拉动投资。

通过政府力量来引导,以 “新基建” 作为中国启动下一轮增长的重要发动机,这个模式是基于中国目前已具备的重大优势而言的。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政府的统筹能力 --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经验,以及新技术融合与规划能力 -- 这一点在全球都很突出。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消费人群,比如互联网的市场应用,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普及。我们的互联网用户有9.4亿多 ,随便一个热门的APP应用,就有上亿规模的用户群体。新市场和用户,已经突破了传统利益格局的束缚,已经形成了新的规模效应和发展趋势。我们看到,虽然日本和欧美一直都在推广无现金支付,但始终不成功。原因是在他们的信用卡体系中,以金融财团为主的各类利益集团过于庞大,利益格局固化严重,推广无现金支付的阻力重重。为什么中国可以成功推广?因为银行虽然也有信用卡,但是用户群体有限,而且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可以约束传统利益集团对新事物的阻碍。所以不仅中国的无现金支付发展非常快,而且在这种新业态发展基础上,又带动了新的互联网应用。例如网约车,共享单车,包括快递外卖等互联网应用的兴起,全是基于无现金支付作为信用和交易基础。促进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带动相关行业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基于14亿人口的庞大且活跃的新经济市场,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先决条件,也是中国未来具有的独特优势所在。

另外对于新技术的孕育和发展,中国政府对行业的监管也是理性和积极的。比如说当年滴滴网约车危机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网络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滴滴。而政府的做法则是在加大监控监管力度的同时,通过政策的包容性给与滴滴等以及其他共享经济应用模式充分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互联网应用模式在市场上迅速普及推广和创新。

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么多的应用模式和这么大的用户群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这种庞大市场当然需要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持,同时又奠定了进一步创新的基础,通过市场反馈来刺激技术变革,在竞争中激发创新,这样才可能带动中国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发展。

“新基建” 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城际轨道交通和高铁。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高铁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现在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达4万公里,未来会覆盖所有50万人口的城市。除了高铁之外,城际轨道交通也在蓬勃发展。以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构建的新的交通格局,也促进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迅速发展。例如城际轨道交通可以更有效地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资源,疏解中心城市功能,减少上班族的通勤时间,降低就业和生活的成本,使我们的城市功能、产业布局以及居住安排在空间上更加合理,更为适应城市化未来发展的需求。

徐亚敏:在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概是人均2万美金左右。您觉得 “新基建” 对远景目标的贡献是什么?

李铁: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在放缓趋势下。在疫情这个黑天鹅危机的叠加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巨大危机。虽然说中国在全球疫情严峻的局势下 “一枝独秀”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独善其身。

“新基建” 逻辑和投资规模肯定和2008年的4万亿不太一样,这次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量级更小,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市场增长潜力。虽然 “新基建” 的市场引领给未来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得量力而行,不能说大规模不计成本投入,这是不可能的。

至于 “新基建” 在未来GDP增长中会占据多大比重,很难讲。但是目前看,虽然 “新基建” 投资规模相对不是特别大,实际上行业带动性可能会很大。比如,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的发展,一定会带动大中小城市间的资本流动,一定会带动房地产、教育、养老等的发展。

徐亚敏:李老师,您曾担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参与了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也撰写了大量关于城镇化和城市转型的著作,从您的角度看“新基建”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联系是什么?政府和企业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应该怎么理解?

李铁:现在城市有大量的基建项目是由政府直接来投资和管理的,但实际上更广阔的投资和产业发展空间以及相应的创新应用,要放在市场化逻辑中思考。过去,政府喜欢自己直接干预,甚至经营和管理公共事务,现在这样的思路需要转变了,需要市场站出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让渡权力和空间给企业家们,更多发挥企业家们的作用。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任何市场化应用,是企业的效率最高,对吧?我们以前参观柏林市的交通指挥中心,这个中心是公司经营,政府派人员入驻中心进行沟通,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交通管理的目标。在欧洲,诸如下水道,水务,能源等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都是这样的模式。政府和企业各负其责,按市场规律分工合作,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了市场的效率。中国的城市治理,历史上都是由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充当公用事业管理者的角色,并没有完全步入市场化进程。这个过程最大的好处就是可能收费比较低,但问题是服务肯定不尽如人意,并且效率比较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城市共享单车,以前是政府牵头或者投资,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好多城市花了几个亿,但是为什么做不好?因为思考角度多是从政府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市场需求,也不考虑效益,借还车点 必须是固定的车桩,刮风下雨也没辙,必须到固定地点借还车,用户使用并不方便。而共享单车就是这几年市场孕育出的商业模式,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用车还车很方便,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另外不能忽视的是数字资产价值。在 “新基建” 场景下能产生大量的数据,那么在数据的运维管理和价值挖掘方面,也需要政府和企业深度合作,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看到各地都在建设大数据中心,很多地区缺乏前置逻辑和基本条件,也就是缺乏数据来源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大部分数据都是政务数据,大数据中心的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以后的数据使用率也不够高,并未发挥社会服务的效益。其实可以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让企业去建设和运维,发挥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本能,而政府只要花一点钱购买服务就好了。当然国家命脉和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不在此类。

所以对 “新基建” ,我觉得还是要客观分析利和弊,分类讨论,学会算总账。有些领域,比如高铁,特高压等,需要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引导性先期投入,前期投入的效率可能很低,甚至还可能负债经营,但是一旦它发挥了社会效益之后,可能就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广泛的社会应用和市场应用。那么投入之后的运营和管理,可以更多地交给市场,反而会带来更为巨大的社会收益。而有些领域,比如大数据中心和充电桩等,直接就可以用企业和市场力量来主导。

另外,在加强数据监管,科技治理和风险防范方面, 政府的角色要往后退,以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和完善市场环境为主,当企业触犯法律或违反经济条例的时候,政府可以提出来,进行引导和制止,不能直接扼杀。从另一角度看,政府应该投入一笔钱来解决闲置数据资源的保存和再利用问题。我去过很多公司,比如,中国移动,由于存储空间的限制和维护费用的问题,两年之内的数据就得删除,挺浪费的。大的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一般只能保存半年。所以国家应该花一笔钱支持企业保存数据或者是直接购买数据,留作国家和社会的大数据资产,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采访的最后,李铁老师也提到,“新基建” 大潮中会锻炼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他们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势必会放眼全球走向世界市场,也将会遇到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高度影响。李铁主任的建议是首先要提升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积极融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环境,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冬季达沃斯”和“夏季达沃斯”,“人家不了解你,不信任你,也不会长久的和你的企业做生意”。另外国家实力是给企业背书的,也就是说企业一定要理解国家宏观政策与产业发展方向,协同一致的出海。

在和李铁老师的专访中我深刻感受到“新基建” 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发展需求共同塑造的新需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会发挥更大作用,政府也在努力创造更良善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更专注在创新,效率和商业模式,在全球经济 “大重启” 的未来,走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

徐亚敏,物联网和城市转型平台中国区负责人,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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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