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上个月,183位企业首席执行官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他们要超越“股东至上”的魔咒,转而关注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会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怀疑。但将美国企业圆桌会议声明仅仅斥之为一项公关噱头而不予理睬是因为未能意识到企业前进所面临的剧烈逆风压力——也没有考虑到事实已经验证了他们的适应能力。

自从现代企业诞生以来,他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悖论:社会需要大型组织来解决复杂的集体性问题,但同时却非常害怕集权和决策。正如罗伯特·阿特金森和迈克尔·林德在其新著《以大为美:揭穿小企业的神话中所解释的那样,在美国,大企业在从工资、生产率到出口、创新的几乎所有指标上,均比小企业表现得更为出色。

民意调查却将大企业列为最不受信任的机构(仅仅领先于电视新闻和美国国会),而小企业却最受信任(排名仅次于军方)。多年来,这样的信任悖论已经造成了公司治理方面的戏剧性变化。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革命将生产从由业主主导的小型企业转移到现代复合性企业,并因此产生了一个专业的管理阶层。19世纪末,数以千计的小公司被几十家大型信托企业所取代,这样一场伟大的兼并运动加速了企业格局的重组。

新的企业巨头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创造出了新的不平衡——并且几乎立即遭到了抵制。“如果我们不能忍受国王掌握政治权力,”美国参议员约翰·谢尔曼于1890年公开宣布,“我们就不应容忍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任何环节出现一个统治者。”话音刚落,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就此诞生。

经济学家肖·利弗莫尔在193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888至1905年间在美国成立的信托企业中,到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半数的机构消失或落后。尽管技术的快速进步可能比“破坏信任”的政策更具破坏性,但企业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你肆意挥霍社会经营执照,规模大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

这样的认识支撑了一种新的治理转变:那就是企业慈善工作的制度化。虽然从17世纪开始,商界个体领袖就一直跻身美国最大的捐助者排行榜,但只有在20世纪,慈善事业才开始成为在美国做生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有助于维持一种隐性的停火,政府更愿意允许企业在受到最小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和经营。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缔造者是现代复合性企业,那么这个世纪的后半叶主导权则完全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上述转变始于一次大战后,并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加速,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市场一体化和企业官僚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导致全球规模经济能够充分为企业所用。

于是,信任悖论再次抬头。尽管软件巨头微软避免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AT&T被拆分的命运,但却被迫取消了对第三方软件的限制——而恰恰是这一举措后来为谷歌等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帮助。

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反托拉斯运动和20世纪早期的规模和涉及范围都无法比拟,但企业仍然在压力下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他们的社会角色。1973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断言“专业管理的目的”是服务所有利益相关者,并就他们的不同利益进行协调。

所谓的达沃斯宣言预示着又一个转变,那就是从“企业慈善家”向“企业公民”的转变——这一理念的核心是企业就像公民一样,必须把自身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尽管在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赞成这项宣言,但企业公民理念仍然被视为一种极端理念——直到现在,也就是近半个世纪后,这一理念才成为主流。

这次的催化剂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此次工业革命以业务拓展到数据和算法领域为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小企业可能在商业活动的这一崭新阶段发挥引领作用。就像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今年对达沃斯会议的与会者所说的那样:“过去20年来,全球化由世界各地的 6万家企业所控制。想想如果我们能将这一规模扩大到6,000万家企业会出现什么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由个别中小企业推动经济的过去。事实上,马云是在宣传一个由他自己打造的平台,该平台允许中小企业建立全球化业务。

这就是现代市场与1776年亚当·斯密所设想市场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为在今天展开竞争,中小企业需要储存、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阿里巴巴、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巨头负责提供这种能力。

同样,尽管“零工经济”的崛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以单人企业的形式运营,但这些劳动者却有赖于跨国平台来获得“机会”。处在今天信任悖论核心的恰恰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苹果和亚马逊最近成为首家私人拥有的万亿级企业——与前工业化小规模之间的矛盾关系。

因此,大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不仅限于利益相关者;他们往往负责管理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交叉互动的平台。为避免再次出现公众反弹,他们必须确保这些平台在服务公众时不仅仅将其作为消费者、而且作为企业家、劳动者和公民。在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和高度不平等——这其中必须包括利用平台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来推动全球解决方案的诞生。

今年早些时候,人造肉生产企业超越肉类(Beyond Meat)迎来了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股市首秀。该公司并未像以往企业所做的那样一心一意通过扩大工厂化养殖业务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肉类需求,而是和类似企业不可能食品(Impossible Foods)一样,竭尽全力帮助减少整体肉类消费这一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这推动了企业利益关系的最新转变,也就是不仅关注更明智的规模扩大,而且更明智地选择哪些业务需要扩大规模。商界领袖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浪潮反对他们的后果。尽管批评人士有理由要求他们将最新承诺转化为行动,但相信他们会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本文作者:

Sebastian Buckup,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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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