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时代对当今贸易和增长的启示

近期，人们针对自由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诸多讨论，而限制贸易的政策也兴盛起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起，经济学家便开始不断地提出贸易的好处。然而，这种好处的实验证据越来越难获取，获取到的数据也偏近代。实证经济学家尤其喜欢称，在经济越开放、市场越完整的地区，增长越快。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毋庸争辩。更困难的问题在于，人们并不知道增长到底是由贸易带动的，还是由富国的进一步开放所致。

在理清该因果关系方面，很多最近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其中大部分都利用了与贸易路线的开通或廉价贸易科技的引入相关的历史经验。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研究中，作者Redding和Sturm分析了德国二战分裂后的城市增长情况。研究显示，靠近新边界线的西德城市失去了部分腹地，同时断绝了与东德市场的联系。在分裂时期，这部分城市的发展的确较为缓慢。

其他研究则聚焦于新兴交通技术的影响。Donaldson和Hornbeck（2016）研究了1870年至1890年美国铁路扩张对农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铁路网的出现，农业用地的价格翻了一番。Michaels（2008）表示，一个世纪后的50年代末期，美国公路系统建成，由此公路附近的零售额提升了10%。同期，空运货物开始更紧密地连接内陆国及其贸易伙伴。Feyerer（2009）发现，用空中运输的贸易量每上升10%，该地区收入会增加5%。同样地，19世纪后半叶的轮船为特定的贸易线路提供了便利，对其他航线则影响微弱，这取决于盛行风模式对贸易线路中帆船的影响，Pascali（2017）利用该事实，得出了非常理性的结论。该结论超出了贸易带来经济价值这一简单概括，称贸易为大多数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只让那些拥有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受益。

这些都属于近代事件，因此人们不禁怀疑，贸易是不是只在工业革命后才会影响经济？如果我们再钻研更久远的历史，那会如何？贸易似乎从古至今都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Acemoglu等人（2005）将公元1500年前开始的大西洋贸易和欧洲经济活动重心的转移联系在一起。当时，欧洲经济活动从南部和中部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地区，如法国、荷兰和英格兰。近期一篇研究（Bakker等，2018）则将目光聚焦于公元前1000年，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分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大型贸易扩张带来的增长，即腓尼基人有组织地横渡地中海区域。

地中海航海源于公元前1万年的狩猎-采集社会，同时期人类也开始定居在岛屿上（Broodbank，2006），并远距离地搬运黑曜石这种火山岩。随着公元前3000年帆船的出现，船就比其他陆地交通工具有更大的成本优势。在随后的2000年里，区域贸易网络越来越重要。然而，大多数帆船的航行都局限在海岸边，虽然海员在迫不得已时也会跨越海洋，比如为了抵达塞浦路斯、克里特岛，或从阿尔巴尼亚前往意大利南部的海岸线。直到公元前900年，腓尼基人和其他航海家才开始定期、有组织地跨越地中海，并由此创造了密集的贸易网络。在古典时代到来的前夕，腓尼基人、希腊人等一直在地中海上频繁地航行。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大范围贸易扩张，对此，小家鼠见证了一切。小家鼠源于东南亚，并在公元前12000年抵达地中海的东海岸。自此后的1万年里，小家鼠缓慢地迁徙到了南安纳托利亚和非洲东北部。直到公元前1千年，只有一小部分小家鼠迁徙到了希腊。之后，随着地中海海上联系的加强，小家鼠迅速遍布了整个地中海中西部地区（Cucchi等，2005）。

为了研究贸易的增长是否会刺激增长，我们研究了海洋航行在海岸线不同点上创造的不同联通程度。海岸线的形状和岛屿的位置决定了联通其他点的难易程度，而一定距离内的点很有可能成为贸易伙伴。我们通过海上旅行创造了一种衡量联通性的方法。如图1，我们在地图上标注出了该方法得出的数值，发现爱琴海、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等地区的联通性更佳。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衡量连通性的方法研究贸易机会。

图1 500千米距离间联通程度的对数

因为人类早期没有衡量收入、GDP或者人口的统一方法，统计当时的增长非常困难。于是我们通过人类定居或城市化的考古遗迹，量化了增长状况。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测量方法，但大致可以理解为居住地或城镇越多，人类聚集越密集，活动越频繁。随后，我们建立了一定时期内有活动的考古遗迹的数量与连通性的联系。

我们发现，连通性和考古遗迹之间有较大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Donaldson和Hornbeck（2016）发现的美国铁路对增长的影响程度，铁器时代地中海连通性对增长的影响程度达到了其两倍。虽然这两类结果不能直接比较，但这种量级表明，即便在如此久远的历史时期，地理和贸易也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助推力。

《由于气候变暖，我们被迫重新定义经济增长》

《意大利应如何鼓励经济增长？》

《意识形态：增长的敌人》

联通性的影响力在公元前500年达到了顶峰，随后稍有减弱。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整个地中海区域联通性的持续减弱让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在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500年内，人类的新居所都位于联通性最好的区域，而之后的新兴城市则坐落于联通性较差的区域。对此，我们掌握了一些证据，同时也发现联通性最好的城市长久地保留了下来。该结论符合关于城市位置持续性的文献结果（Davis和Weinstein，2002；Bleakley和Lin，2012；Bosker和Buringh，2017；Michaels、Rauch等，2018）。

除了掌握了地中海考古遗迹的系统性数据，我们还考察了世界范围内的类似影响。为此，我们使用了由经济历史学家McEvedy和Jones（1978）构建的公元1年的人口密度度量标准。该标准仅在现代国家层面上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也将国家层面的联系汇总起来。如图2所示，在公元1年，平均国家联通性和人口密度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

图2 公元1年人口密度与连通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联通性及相关的贸易机会对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在地中海海岸线上，海洋联通性好的考古遗迹较多，且上述关系在公元前1000年后较为明显，因为当时人们定期地在航线上出行，贸易也有所加强。一旦区域优势显现，具有该优势的城市便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延续城市发展。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2005),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546-579.

Bakker, J D, S E Maurer, J-S Pischke, and F Rauch (2018), “Of Mice and Merchants: Trade and Growth in the Iro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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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ker, M, and E Buringh (2017), “City Seeds: Geograph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City Syste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98: 139-157.

Broodbank, C (2006),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Mediterranean Maritime Activity”,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19.2: 199-230.

Cucchi, T, J D Vigne, and J C Auffray (2005),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House Mouse (Mus musculus domesticus Schwarz & Schwarz 1943)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 Zooarchaeological Revision of Subfossil Occurences”,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84.3: 429-445

Davis, D and D Weinstein (2002), “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1269-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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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yrer, F (2009), “Trade and Income--Exploiting Time Series in Geography”, NBER Working Paper 14910.

McEvedy, C, and R Jones (1978),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Penguin Books.

Michaels, G (2008), "The effect of trade on the demand for skill: Evidence from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4): 683-701.

Michaels, G, and F Rauch (2018), “Resetting the Urban Network: 117-2012”, Economic Journal 128: 378-412.

Pascali, L (2017), “The Wind of Change: Maritime Technology,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2821-2854.

Redding, S J and D M Sturm (2008), “The Costs of Remoteness: Evidence from German Division and Reun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1766-97.

作者：Jan Bakker，VoxEU记者

Stephan Maurer，VoxEU记者

Jorn-Steffen Pishke，VoxEU记者

Ferdinand Rauch，VoxEU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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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叶枫

责编：万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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