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与印度有相似之处:年龄为15-64岁之间的人数要比老人和小孩都多。

分析者们把这种劳动年龄人口的富余称为“人口红利”,这也正是中国、印度、印尼作为一流经济体崛起的原因之一。随着数码科技的创新与发展,这些国家的年轻人的工作状况也发生了改变。中国和印度也都借信息时代之势头迅速发展。

然而,印度尼西亚想要跟上发展的脚步,就要让其劳动者具备必需的技能,如使用数码产品。当今的世界是互联网的世界,想要找到工作,就必须学会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媒体。

就业形势的改变

大约30年前,互联网尚未出现。印度尼西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1985年这一比例为54.7%)是农民。到了2016年,只有34%的人口从事农业。服务业拥有44.8%的人口,制造业则为19.7%。

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劳动者(51.5%)不具备职位所必须的技能。这种不匹配通常是由低教育程度所导致的。40%的劳动者能够满足岗位所需的技能;只有8.5%的劳动者拥有超出需求的技能水平。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印度尼西亚面临着严重的技能短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使用电子产品的能力。

中国和印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互联网以及数字经济之势谋求发展?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6年,数字产业占中国GDP的30.6%。

中国自1997年起限制其公民使用互联网,屏蔽特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也即所谓的“防火墙”)。然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做法也催生并推动了本土网络平台的发展,如微信、微博、QQ、人人、阿里巴巴、京东等。

尽管对互联网的使用施加种种限制,中国仍推广普及互联网,实现国内市场潜力的最大化。微信即是其中一例。自2011年起,微信迅速崛起,击败了Facebook,成为了中国国内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媒体。微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商业模式。在未来,微信有希望取代Facebook。

微信有很多功能,如即时通讯、商业通讯支付服务等。微信的某些功能还能提升协作处理任务的能力,使得“虚拟办公”成为可能。此外,便捷的虚拟钱包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无论是交水电费还是买一杯咖啡。

中国人生活在世界各地,微信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这就是中国利用其人口红利创造机会、营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力量的均衡。

2014年8月,印度发起了“国家数码扫盲运动(National Digital Literacy Mission,NDLM)”,这是解决使用数码设备能力不足的重要举措。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让每家每户的每一个人学会使用数码设备”。印度承诺让1.47亿农村地区人口掌握这一必要的技能。这是积极的一步,印度国民的电子设备使用能力将会大大提高。这也说明“数码扫盲”势在必行。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目前关注的重点是传统基础设施的发展,如道路、港口、地铁。这有助于提高其互联、交通能力。但政府不应忽略另一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让人们接触信息以及现代科技。

印度尼西亚互联网提供者协会(APJII)指出,居住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巴厘岛城市区域的人们能够接触到互联网。但印尼其他地区的人们仍无法使用互联网

Akamai的数据显示,2017年3月,互联网在印尼的普及率是50.4%。这比其邻国澳大利亚(85.9%)、新加坡(81.2%)、马来西亚(67.7%)、菲律宾(52%)、越南(52.1%)以及泰国(60%)都要低。印尼的互联网平均速度为7.2Mbps,比新加坡(20.3Mbps)、泰国(16.0Mbps)、越南(9.5Mbps)、马来西亚(8.9)Mbps都要低。

尽管智能手机销量很高(2015年,印尼的手机用户达到了5540万人,手机销量达到450万台),印度尼西亚仍然是“市场地”,而非全球竞争中的一股崛起的力量。印尼是亚太地区第三大手机市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在印尼,人们可以使用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体,但缺乏高速、安全的互联网连接,无法在线浏览、搜索,更别说为人们带来商机。

Edwin Jurriens和Ross Tapsell的一项研究认为,如果印尼想要消除不平等,实现其目标,政府就应当开始关注数码设备相关事宜。

起步不易

印度尼西亚需要出台一系列目标明确的政策,刺激互联网的普及,推广电子设备。如果佐科威总统想要实现“在2020年之前培养1000名科技人才”的目标,印尼政府应当立刻行动起来并采取以下措施:与私人部门合作,为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通讯服务;建立各类教育培训项目,使公民具备使用电子设备的能力;鼓励、扶持本土网络平台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更多编程工作者,解决印尼切实面临的问题,如交通堵塞、洪水,为本地产品寻求市场;为公民提供健康服务;为服务提供商们提供不同的选择;建立反馈机制,提升服务品质。

我们不能急于求成。首先我们可以发起全国范围的“数码扫盲”运动——这也是印尼国内潜在的不平等所在。此外,印尼还应营造有利于科技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降低税率,促进投资,从而对印尼经济起到积极影响。

Gojek是最为成功的本土企业之一,其创立者是印尼人Nadine Makarim。然而,该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其投资者,包括华平投资、KKR和法拉龙资本——它们无一例外是美国的投资公司。

我们或许会认为Gojek是印尼企业成功的典范,有助于解决本国的问题,使互联网服务更便捷。但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谁才是企业“真正的拥有者”。否则,印尼将永远是“市场地”,无法成为“新兴的经济体”。

作者:Primatia Romana Wulandari,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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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彭永康

责编: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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