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显示，在接听部分911来电时派遣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而非警察，能够带来显著益处。
丹佛的研究发现，在为期六个月的试点期间，报告的犯罪案件减少了34%。
派遣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有助于预防未来的犯罪活动，并引导处于危机中的人获得适当的心理健康护理。
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开展更多试点和研究，以确保任何永久性改革都能经过周密、细致的实施。
新研究提供了迄今最有力的证据，表明在接听部分911来电时派遣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而非警察，能够带来显著益处。
研究结果出炉之际，美国各城市正在重新思考执法部门在非暴力911紧急事件中的作用。
这项研究考察了丹佛的一项911响应试点计划。在该计划中，心理健康专家接听涉及擅闯及其他非暴力事件的来电。研究发现，在为期六个月的试点期间，报告的犯罪案件减少了34%。斯坦福大学学者托马斯·迪和杰姆斯·派恩的研究还显示，这种替代性911响应方式的直接成本比仅由警察响应低四倍。
“我们提供了有力、可信的证据，表明在针对性处理非暴力紧急事件时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大幅减少较轻微犯罪，同时不会增加暴力犯罪，”迪说。他是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也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的高级研究员。
迪说：“在我们这个政治分歧严重的时代，这项第一响应者服务创新为凝聚共识提供了难得机会，让我们能够切实改善公共安全和健康。”
这项分析发表于《科学进展》，正值全国范围内围绕警察履职表现展开广泛讨论的关键时刻；警察往往担任第一响应者。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里克·肖万因一通涉及涉嫌假钞的911报警电话而杀害了乔治·弗洛伊德；此外，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和最近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后，公众也对警方的应对方式表示担忧。此后，公众对如何提供人道且有效的警务服务这一挑战的关注大幅上升。
这场公共讨论还涉及日益增长的认识：在涉及心理健康或药物滥用危机的非暴力情境中，让警察担任第一响应者可能适得其反，有时甚至会酿成悲剧。如今，全美少数但不断增多的城市正在试点项目，将心理健康护理和其他社会服务纳入第一响应者工作流程。
总体而言，警务改革工作已高度政治化。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者因警察暴力而呼吁削减警察经费；反对者则认为，城市暴力犯罪率正在上升，减少警察参与——无论是削减预算还是重新分配资源——只会推高犯罪率。
迪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合理的方式可以重塑第一响应者服务，而且这些方式理应获得不同寻常的广泛认同。
城市的三种选择
包括纽约、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和华盛顿特区在内的多个城市，正在尝试新的应对方式，以处理某些类型的心理健康紧急事件，并尽量减少或完全避免执法部门介入。据迪和派恩称，推动这些城市采取行动的，不仅有备受关注的警察暴力事件，还有相关估算：警察花在应对“低优先级”报警上的时间，比应对其他任何类型紧急事件的时间都多。他们写道，这些估算表明，这类911来电中最多有三分之二可以转由心理健康专家处理。
各城市普遍在探索三种替代性紧急响应方式：一种模式是培训警察，引导处于危机中的人获得适当服务。第二种方式是让执法部门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合作。第三种改革更为激进，也较少见，即对部分911来电完全不派警察。
其他研究中的描述性证据表明，这些模式可能有效。但此前没有研究用实证证据将这些替代方式与其因果效果联系起来，证明它们确实有效。
丹佛的STAR项目
丹佛便是一个例子。2020年，该市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试点，对特定911来电采取第三种更激进的方式，完全不派警察。在涉及低风险违规行为的紧急事件中，例如在公共场所醉酒、福利状况检查、擅闯和扰乱公共秩序，调度员会派出一支机动小队，由一名心理健康专家和一名护理人员组成。
这项名为“支持团队援助响应”（STAR）的试点计划引起了迪的关注。迪此前一直与湾区多个城市合作，评估类似的911改革；当时他担任斯坦福大学约翰·W·加德纳青年与社区中心的教师主任，派恩则是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助理。他们都对丹佛更为激进的试验感兴趣，也注意到该市此前已经尝试过更常见的做法：加强警察培训，以便更好地处理心理健康问题。
迪说：“令人担忧的是，或许仅仅培训警察应对行为健康危机并没有奏效。”
成本更低，犯罪更少
STAR计划覆盖了丹佛市中心正在经历绅士化的八个警区；预计这些地区涉及非暴力情境下低收入、高风险人群的911来电会较多。在2020年6月至12月的试点期间，STAR团队处理了近750起涉及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和/或药物滥用问题的事件。并非所有事件都始于911来电：有时警察会直接联系STAR团队，团队也会自行响应遇到的情况。在每起事件中，STAR团队会视需要引导相关人员前往药物滥用治疗中心或获取其他支持服务。
由于丹佛公开发布细致的犯罪数据，研究人员得以追踪STAR开始运作前以及计划实施期间，在丹佛全部36个警区报告的所有成年人犯罪案件。
迪和派恩发现，派遣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带来了显著变化。在试点计划期间，STAR巡逻社区报告的较轻微犯罪比率，与未提供STAR服务的社区观察到的犯罪水平相比下降了34%。研究人员认为，犯罪减少——根据试点前的比率估算，少了1,400起犯罪——归因于公共场所醉酒及其他轻微违规行为收到的罚单减少，以及潜在的惯犯如今可能获得了所需帮助。
迪说，这项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因果”证据，表明有可能以既激进又合理的方式重塑911响应。
迪说：“社区响应计划有两项益处。第一，它将处于危机中的人引导至适当的心理健康护理，而不是刑事司法系统。第二，它能预防未来的犯罪活动，因为如今接受心理健康护理的人不会再犯下更多罪行。”
在对数据进行的几项质量检查中，迪和派恩还查看了覆盖警区内由警察而非STAR团队响应的较严重犯罪报告。他们发现这些犯罪率没有可检测到的上升，这表明STAR计划促成了轻微犯罪活动的减少。
作者还显示，STAR计划节省了资金。他们计算得出，每起事件响应的直接成本平均为151美元，比每起轻微犯罪估算的平均直接成本646美元低四倍。迪指出，这些估算既不包括药物滥用治疗或其他支持服务的后续成本，也不包括监禁成本。即便如此，他表示，益处仍远远超过成本。“我还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做正确的事。处于心理健康危机中的人需要适当的医疗护理；如果我们把他们引向刑事司法系统，他们得到这种护理的可能性就会低得多，”他说。
迪说，尽管研究结果与其他城市试行新型紧急响应模式时得到的、结论较不确定的证据一致，但在迄今所有研究中，这项研究最接近于将非警察紧急响应与犯罪和成本下降联系起来。
迪说：“这些结果极具希望。”不过他提醒，还需要开展更多试点和研究，以确保任何永久性改革都能妥善实施。
他说：“并不是每个911系统都应该从明天起实施这项措施。这项改革需要周密、细致的实施——从培训接听911来电的人员，到聘用合适的心理健康干预人员，再到与执法机构谨慎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