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范式：学生很早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未来的职业应当由热情驱动、能带来内在满足感，并体现真实的自我。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唤醒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一份真正令人愉悦的工作的渴望。
这一转变可能是导致“大辞职”的因素之一。
工作者不必停止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应当思考自己的工作本身是否值得热爱，一位社会学家写道。
“想做就去做”已不再只是一句建议。
高中生很早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未来的职业应当由热情驱动。自助类书籍建议求职者从思考自己热爱什么开始。而好莱坞电影则以浪漫的方式告诉人们，应当追求那种能带来内在满足感、并体现真实自我的工作。
研究人员将这种看待工作的思维方式称为热情范式，研究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已十分普遍。
热情范式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社会和文化规范——尤其是在青年人中——普遍受到质疑，这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关于工作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新思维方式。
这一趋势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研究所推动。他将其“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应用于现代职场。在《协和管理》一书中，马斯洛认为，应当将工作视为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关键来源。
马斯洛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能从工作生活中获得深刻的满足感，并将工作视为一项神圣的活动。
自2021年初以来，我在多伦多对90多名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工作。虽然存在例外，但数据总体显示，马斯洛的理论正日益普遍。
热情范式的弊端
由于热情范式的兴起恰逢经济不平等加剧，同时工会权力急剧衰落，工会权力急剧衰落，它招致了诸多批评。
社会学家林赛·德帕尔马认为，热情范式使工作者将工作浪漫化，同时使他们对其工作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分配视而不见。
记者莎拉·贾菲在其著作《工作不会爱你》中指出，热爱自己的工作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因为这会导致（自我）剥削。
《大西洋月刊》《大西洋月刊》资深撰稿人德里克·汤普森认为，热情范式助长了一种新的宗教——“工作主义”，它甚至导致高收入者也出现职业倦怠和抑郁。
这些评论者有理由担心，热情范式可能（而且确实）导致工作者接受有害的工作条件、雇主的不当对待以及自我的不切实际期望——基本上就是忍受本不该忍受的事情。
当人们渴望热爱自己的工作时，他们可能会以牺牲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为代价来优先考虑工作——例如家庭、朋友和爱好。对工作的过度重视可能导致人们将无法工作的人视为懒惰、愚蠢或不值得关注。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弊端，热情范式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事实上，我认为它正是人们所称“大辞职”现象的成因之一。
大辞职
2021年8月，430万美国工人辞职，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类似的浪潮也冲击了英国。
在加拿大，目前尚不清楚大辞职是否以同样的强度发生，但一些研究表明，加拿大工人越来越多地考虑离职或转换工作。
当前有诸多因素造成了大辞职。其中最显著的包括工资补贴，它使工作者在选择想从事的工作类型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疫情带来的额外工作压力、需要在家照顾年幼子女，以及转向远程办公。
然而，我认为另一个原因与工作者对工作所抱有的期望有关——这些期望源自热情范式。
热情范式与大辞职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唤醒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一份真正令人愉悦的工作的渴望——这种渴望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
我的访谈清楚地表明，许多加拿大工作者在审视自己的工作时会问自己：“这真的是我热衷的事情吗？”“我想把清醒时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吗？”“我的工作能给我带来意义吗？”
而且这并不仅限于管理人员。加拿大辞职人数最多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正如近期一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所述，“这种程度的辞职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乐观情绪，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热情范式正在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助长人们对更好、更令人满意、更有意义的工作的需求。正是因为工作者期望更多，他们才不再愿意忍受现状。
热情范式需要强有力的安全网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来重新平衡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者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弱。因此，虽然热情范式可能已日益流行，但它是在很大程度上由雇主而非雇员所决定的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但在疫情之后，这种局面已开始缓慢改变。面对劳动力短缺，雇主被迫在薪酬、灵活性、自主权和排班等诉求上认真对待工作者的意见。他们正接收到这样的信号：“照常营业”已不再可以接受——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已经让步了。
关键的结论是，热情范式可以推动人们对更好、更有意义的工作的诉求，但这只有在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作为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
工作者不必停止热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们应当思考，自己的工作本身是否值得热爱。而当你拥有真正的经济自由时，这一点会更容易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