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悖论之中——而且是一个危险的悖论。
有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暴力发生率处于历史低位，许多人享有高度繁荣和良好健康。然而，由于暴力无处不在、具有流行病特征且影响深远，它仍是全球代价最高、最令人恐惧、破坏性最大的挑战之一。
无论这种乐观看法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仍需克服障碍，实现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例如“和平、包容的社会”——这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全球领导人一直在讨论这一目标，包括在日内瓦和平周期间。
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暴力总体有所减少，但一项新的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研究显示，重大暴力冲突的数量自2010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越来越多低烈度冲突中的战斗也不断升级”。我们都知道，当今战争与冲突造成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影响深远，也带来更多风险。
暴力不仅会造成受伤和死亡，还会损害受影响社区几乎所有人的身体、心理、社会和经济健康与发展，缩短预期寿命、造成创伤、限制机会和成就，并进一步加深不平等。去年，暴力给全球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2.6%。如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难民危机规模空前且难以为继；据估计，难民人数已达6560万，且仍在增加。
这些广泛影响表明，应对暴力是推动全球进步的首要步骤；我们必须立即支持对有效预防方法的投资，就像应对其他流行病一样。
像应对疾病一样应对暴力
近期科学进展已经表明，暴力的传播方式与其他具有传染性的健康流行病相似，但它是唯一一种主要不由卫生部门管理的健康流行病。
大型公共卫生行动告诉我们，预防疾病远比治疗疾病便宜。以根除脊髓灰质炎为例，节省的费用将是投资成本的四倍。根据全球和平指数，当前的建设和平支出“不到100亿美元”，不到“战争经济影响的1%”；而预防冲突所节省的成本可“高达干预成本的16倍”。
新方法现已问世，可根据暴力的疾病和流行病特征，阻止暴力事件发生或蔓延。公共卫生部门在有效预防和遏制疾病方面成绩斐然，例如抗击霍乱、结核病、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这些努力之所以成功，取决于改变行为与社会规范，并触及风险最高的人群，以预防和遏制疾病传播。
遏制流行病可以拯救生命、预防未来暴发。通过这些方法，卫生工作者减少传染源的传播，并成功扭转疫情发展进程。与艾滋病和埃博拉等其他传染性健康问题一样，社区层面也会进一步推广和支持新的保护性行为与规范，并维持社区韧性基础设施。
过去15年来，“制止暴力”组织及其合作伙伴运用这些流行病防控方法，在全球五大洲的数十个社区预防并减少社区暴力。
“制止暴力”的健康流行病防控方法由暴力干预人员、社区外展工作者和医院响应人员共同实施，以中断冲突、防止报复、降低最有可能实施暴力者的风险，并改变社会规范，防止冲突升级为致命事件。
干预人员阻止致命事件发生。外展工作者重点识别参与暴力风险最高的人群。医院响应人员救治暴力受害者，防止报复导致暴力进一步蔓延，并处理相关的心理创伤。这些工作人员均因在风险最高或涉入最深的人群中享有公信力而受聘，并接受全面培训，学习发现和调解冲突、运用流行病防控技术，以及绘制事件和高风险人群分布图。
对采用这一方法的项目进行的独立多地点评估发现，枪击和杀人事件显著减少。一项在芝加哥开展的评估发现，这一方法与枪击和杀人事件最多减少70%、报复性杀人最多减少100%相关。在洪都拉斯，实施“制止暴力”项目后，圣佩德罗苏拉五个地区的枪击和杀人事件减少了88%。其他几个城市和国家也报告了类似结果。
以包容性经济增长促进和平
扶轮社等组织采取广泛的方法，着重找出和平且有韧性的社会所共有的因素，同时预防冲突。两种方法并行开展：“制止暴力”及流行病防控方法着眼于实现即时改变并巩固社会规范；扶轮社的方法则更多致力于维护和平与韧性。
实际上，我们的理念纳入并运用了积极和平这一概念。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对其作出了界定，并指出有助于各国实现更和平状态的关键特征和关键干预措施。
这一框架为相关因素提供了依据，例如资源的公平分配和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些因素以复杂且相互依存的方式构成和平社会的基础，而非暴力减少的结果。它也印证了最新的联合国—世界银行《预防暴力冲突研究报告》的发现。
据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所言，该研究驳斥了“收入增长本身就能带来和平这一长期以来的假设”。
以叙利亚为例。这个国家曾是中等收入国家，教育和医疗保健即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如今却在“五年冲突中失去了六十年的发展成果”。
报告还援引证据说明，“在确保抵御冲突的韧性方面，包容性与收入增长或制度同等重要”。
报告强调包容性，印证了各组织通过聚焦不同领域采取的方法，从基础教育到疾病预防皆是如此。促进包容性意味着深入审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障碍，并重塑全球化叙事，而不是狭隘地将经济增长视为和平的保障。
如果无法获得权力、机会和安全所导致的排斥会滋生不稳定与暴力，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赋能那些面临边缘化风险的人群。
欧洲移民危机中的一项应对举措，为有效干预提供了具体范例。2015年，居住在柏林的丹麦籍扶轮社和平奖学金项目校友安妮·克亚尔·里歇特（Anne Kjaer Riechert）亲眼目睹大量难民涌入德国。当她看到110万名寻求庇护者（其中大多数来自叙利亚）时，她看到了一个能够同时惠及难民和收容国的机会。她知道，德国有数万个信息技术岗位空缺，也意识到有偿就业对于移民融入当地文化和经济至关重要。
她的解决方案是创办一所难民编程学校，帮助填补部分空缺岗位；她还与微软和德国电信等大型企业合作，提供额外的创业和商业技能培训，并提供办公场地。当地初创企业获得了可满足业务增长需求的新人才来源；移民则可以在等待庇护申请处理期间提升就业前景，之后找到有价值的工作。
归根结底，本周发布的联合国—世界银行研究为上述两种方法提供了依据：一方面通过公共卫生方法应对暴力风险，另一方面推动包容性发展，将其作为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石。
随着我们转变理解和应对暴力的思路，我们可以推动快速且持久的改变——利用并加强现有基础设施，尽可能迅速地减少暴力并遏制其蔓延。如果我们像应对其他流行病一样应对暴力，就能更及时地帮助解决当今的一些挑战，并助力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