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次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而如今我们正面临“信息疫情”；
问题不仅在于工作邮件过多：我们的信息探测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而过滤机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弱；
与限制信息获取、对信息进行归纳整理，或依赖机构和职场来应对相比，阅读与散步或许是更好的解决之道。
你或许听过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向你扔一个球，你能接住；如果我同时向你扔两个球，你恰好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接住两个。然而，如果我同时向你扔七个球，你不仅接不住全部七个，连一个也接不住。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一次只能专注于少数几件事。
我们的大脑天生会将接收到的大部分信息降入潜意识层面，以便我们专注于身边的事物并理解它们。如果我们试图有意识地记住抵达我们的每一个细微信息，就会不堪重负。
遗忘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正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认知结构中，工作记忆相对于长期记忆而言较为薄弱。工作记忆的作用在于对信息进行分类，并迅速决定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存储以备日后使用，哪些则干脆遗忘。我们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一次只能处理有限数量的信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约为三到四件事）。
当今世界的问题之一在于信息疫情，即一波又一波、永无止境的信息海啸（其中部分信息是虚假的）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收件箱。大多数在机构中工作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其根源在于人们感到需要不断发出越来越多的沟通内容，却没有意识到接收者的注意力和可支配时间是有限的。备忘录和更新信息已让人难以及时掌握，更不用说需要完成的合规措施和日益增多的官僚事务。
英国官员西里尔·诺斯科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在其1950年代的论著《帕金森定律》中以讽刺且不切实际的笔调指出，组织中的官僚主义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矛盾的是，它往往与生产力呈反比。此外，在新冠疫情时代，办公室关闭、数字化沟通盛行，许多岗位只能通过更激烈地争夺邮件、通讯、通知乃至视频消息的空间来证明自身的生产力。员工的收件箱变成了一场接一场存在主义独白的舞台，观众却并不情愿，他们就像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中的主人公亚历克斯一样，被迫观看电影，作为其“治疗”的一部分。
但问题不仅在于工作邮件过多，尤其是在人们转向社交媒体时。我们的信息探测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而过滤机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弱。
要分享知识，人们可以自行出版、通过开放平台推广观点，或者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与生活中的大多数事物一样，这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在于，我们能听到更多声音，绕过那些限制性强、有时带有政治色彩的知识生产把关人，从而实现更自发、更多元的表达；坏的一面则在于，涌现出来的内容没有经过认可，也缺乏质量控制。因此，其内容可能从主观臆断、缺乏依据，一直延伸到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垃圾信息。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I]在过去，书籍由文人创作，由公众阅读。如今，书籍由公众创作，却无人阅读。”这句俏皮话带着几分怅惘，或许也略显刻薄，但并非毫无道理：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利，却没有人有时间读完所有内容，而且任何言论随时都可能受到质疑。
知识通过网络实现民主化，信息获取日益便捷，信息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这使人们很难跟上事态发展，说得委婉一点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新冠疫情将我们每个人都困在屏幕前，言论更多了，传播更广了，输出的内容也更多了。随着每位网民都能发帖，数据量以一种难以持续的速度增长。互联网这个漩涡，这个令人上瘾的文字与图像熔炉，让人头脑发胀、双眼刺痛，工作记忆在无尽的数据洪流中挣扎，难以抓住任何一条线索。
在信息疫情的隧道尽头，是否还有一丝光亮？
一种应对方式是进行归纳整理，这也正是21世纪人们对简短语录、标题和高度浓缩摘要所表现出的偏好。“大观念”、“大历史”，以及时长被严格限定在最多18分钟的TED演讲；Z世代加快YouTube教程播放速度、跳过Netflix片头，以及把书籍压缩成20分钟摘要的应用程序的出现——这些都让我们陷入一种暴饮暴食式的信息消费世界。
这一趋势存在问题。它导致肤浅化，以及只重形式、缺乏实质的表态。归纳整理越多，这些归纳本身就越会成为需要再次归纳的信息，形成一种嵌套结构（mise en abyme），就像无休止压缩的分形，或是一个斐波那契数列朝着螺旋的起点疾驰，而这个起点永远找不到，除非我们最终得出某种乏味、毫无意义的单音节陈词滥调。
另一种方案是要求人们减少发送邮件，在没有必要时避免沟通，并减少信息发布或对其进行审查。这并不可行：告诉人们不要沟通，本身就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设想；而且，谁来决定说什么、何时说、由谁来说？
我们可以采取若干机构层面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职场中推动更多的正念和冥想实践，例如在办公室设立“无互联网日”。但我认为，对于并不会消失的信息疫情，最佳的补救方法需要每个人在个人层面、以及在家庭中采取行动。
没有什么比从头到尾、慢慢细致地读一本书更好的了。我说的并不是像某些媒体所称的那样，一年之内狂读大量书籍的CEO们。我指的是缓慢、平和的休闲阅读，尤其是经典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简·奥斯汀、维克拉姆·塞思、托尼·莫里森、川端康成或恩古吉·瓦·提昂哥的作品——那些富有深度的作品。
关于阅读所带来的非凡益处，已有许多论述。让孩子大声朗读，对他们的头脑有极大的益处；家长在孩子入睡前讲睡前故事，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故事可能会在关键处戛然而止，让听故事的孩子急切地期待次日夜晚的下一章。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专注力和正念，对家长本身也有益处。
散步同样有着无可替代的好处。不是一边刷手机消息、一边慢吞吞地走，也不是一边戴着耳机、匆忙而焦虑地进行所谓的“健康”步行。而是慢慢地走，或许与伴侣或朋友同行，静静地观察生活，聆听周围的声音。这是一段宁静与安详的时刻。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之所以被称为逍遥学派（peripatetics），正是因为他们发现，边走边思考时，思路会更加畅通。即便是一对一的商务会谈，甚至教育类会议，也都可以在散步中进行。
是刷网页、发送另一封电子邮件、为“待办清单”而苦恼、匆忙赶往下一项任务；还是阅读、散步、呼吸？这便是问题所在。读完这篇文章后，请合上电脑或手机，去做一次长时间的散步。回来之后，拿起你一直告诉自己应该读的那本书，至少读上3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