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凸显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新冠疫情也加重了精神负担，其中包括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
专家在此提出减轻精神负担的方法，包括以家庭为整体共同分担，并让他人更了解你们面临的困难。
新冠疫情让家庭内部劳动分工这一原本十分私密的问题——也就是家务和育儿如何分配——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公共议题。
封锁期间，异性伴侣中的男女承担的家务和育儿负担都显著增加，涉及异性和同性伴侣，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
一夜之间，家变成了办公室、托儿中心和临时学校，而母亲们大多承担起教学和照护职责，代价是她们的焦虑加重、睡眠减少。
疫情加重了照护工作的体力负担——家务和育儿——也加重了维持家庭运转的另一部分工作：精神负担。
什么是精神负担？
过去两年，关于精神负担的讨论很多，许多人把它与家庭劳动——打扫、做饭或照顾孩子——或育儿相关的计划任务混为一谈。但精神负担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在我们最近发表的研究中，我们将精神负担定义为两种工作或劳动的结合：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
精神负担中的认知部分包括为维持家庭顺畅运转而进行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工作。这类工作从安排孩子与朋友约着玩，到规划晚餐都有。
我们认为，这些认知工作一旦带有情感因素，例如伴随担忧或压力，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也就是精神负担。
有些人把列清单说成是精神负担，但列清单并不总是令人紧张或带有情绪；而且重要的是，列清单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但是，一旦列清单这类认知任务带上情感因素——比如担心奶奶会不会喜欢她的礼物、焦虑亲戚们在节日晚餐上能否相处融洽，或一边赶工作一边为袜子里装满礼物而发愁——它就成了精神负担。
精神负担如何运作？
我们认为，精神负担在家庭和社会中通过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首先，它是看不见的——这类工作在内心进行。与家务或育儿不同，它不会显露出来，因此很难被察觉。
其次，精神负担没有边界。由于它看不见，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承担这种负担。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将女性下班后承担的家务称为“第二轮班”，但精神负担没有轮班之分——它可以发生在工作前、工作中和工作后，甚至占用本该用来睡觉的时间。
最后，精神负担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它永无止境。与做饭或打扫等家务不同，对家人的牵挂和照料永远不会结束，这正是精神负担如此沉重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奶奶仍会提醒你带上外套。
2022年及以后，我们如何减轻精神负担？
个人和社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减轻精神负担。
1）量化精神负担，让它更容易被看见
目前，我们没有可靠、标准化且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精神负担衡量指标。这意味着，与家务和育儿不同，我们并不了解澳大利亚人的精神负担有多重，也不了解它会造成什么后果。
近期有关家务的报告显示，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比男性多21小时。她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也可能都在思考、规划和担忧家庭事务。
然而，我们没有衡量这类劳动的指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不知道男性如何承担精神负担。
量化并记录我们花在精神负担上的时间，以及伴侣之间如何分担这类负担，将有助于为改变奠定基础。
2）承认女性承受的影响
疫情期间，员工被迫独自在家，艰难平衡工作、在家上学辅导和全天候照护的要求；这种高强度状态令他们精疲力竭、压力重重、不堪重负。
疫情导致母亲们退出就业，这并不令人意外。
母亲们不仅因工作和家庭事务的体力要求而筋疲力尽，也因认知劳动而疲惫不堪：她们在工作中努力维持一切正常运转，同时又担心让孩子待在家里、独自一人、整天盯着屏幕，会毁掉他们的教育前途。
精神负担像一种持续不断、挥之不去的内心催促，会损害身心健康，并严重影响经济生产力，加剧疲劳。
精神负担已成为全国性的健康紧急问题，工作场所和政府都应认真对待。
3）帮助家庭更好地协调工作与家庭责任
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更好地帮助家庭兼顾工作和照护责任。精神负担让女性（以及部分男性）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工作时，她们还要想着孩子的需求并为此担忧。
工作场所需要加强对家庭的支持，以减轻精神负担。这可能意味着提供更多远程办公机会，或推出切实的项目来支持员工应对精神负担。这也可能提高员工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完善照护基础设施，为家庭提供支持，例如普及价格可负担的托儿服务，帮助孩子上下学，以及改善老年照护。这将减轻员工在有偿工作期间对亲人境况的担忧。
归根结底，精神负担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企业和政府应当将其作为心理健康问题来对待。这样可以让家庭，尤其是母亲，不必独自承担管理精神负担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