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饱受严重抑郁症折磨。作为一名医生和教授，他并不缺乏获得心理健康护理的机会。但他成长于一个将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社会，因此不愿寻求专业帮助。作为儿子，眼看父亲受苦令我悲痛不已。作为一名公共卫生研究者，我也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护理服务的提供存在诸多系统性失灵。
如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通过“全球心理健康2030倒计时”（Countdown Global Mental Health 2030）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项“面向心理健康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监测与问责合作项目”，于2月启动。不过，尽管这项倡议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却忽视了有效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要素：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AI）。
在全球范围内，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的数量远远不足。例如，在津巴布韦，仅有25名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服务于超过1,600万人口。该国虽然推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且行之有效的社区主导项目，例如“友谊长椅”，但这些项目的可扩展性有限。
心理健康护理服务难以获得，绝非发展中国家独有的问题。在美国，近一半的人口无法获得全面的心理健康护理，原因往往是经济拮据。
除了服务可及性，还有污名化问题，我父亲的经历便是例证。临床证据表明，污名化有两种形式。寻求心理健康护理的人可能遭受公众污名，表现为歧视和排斥，这源于社会上对精神疾病普遍存在的误解。当这些观念被内化后，患者还可能受到自我污名的困扰：自尊心低、自我效能感低，以及不愿追求能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
未能提供充分护理所造成的后果，长期以来遭到严重低估。一项研究指出，心理健康问题造成了32.4%的带病生存年数，以及13%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即因疾病、残疾或过早死亡而损失的“健康”生命年。
经济成本十分巨大。根据2015年的一项分析，仅在美国，心理健康问题造成的经济负担总额每年就超过2,1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归因于员工缺勤和生产力损失，另有5%归因于自杀相关成本。企业试图通过提醒员工练习正念来绕开心理健康护理需求，这种做法恐怕并没有那么有帮助，成效不如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或许能带来帮助，例如聊天机器人。这些软件系统通过模仿自然语言与用户持续对话，可以充当虚拟治疗师，为没有其他选择的人提供指导和支持。斯坦福大学临床心理学家报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与仅提供信息的方式相比，聊天机器人在减轻抑郁症状方面效果显著更好。
聊天机器人提供的这种临时心理健康护理，对缺乏受过专业训练人员的社区尤其有用。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前所未有地提高之际，基于互联网的解决方案将极大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
聊天机器人还有助于克服污名化问题，因为它们能够接触到那些原本不愿寻求心理健康护理的人。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多达70%的患者有兴趣使用移动应用来监测和管理自身心理健康。另一项研究表明，人们一旦开始与聊天机器人交流，往往比面对人类治疗师时更愿意表达自己。这凸显了人们在寻求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时，对保护隐私和避免受到评判的重视。
如今，心理学家等临床工作者应与人工智能开发者开展更广泛的合作。美国已有多所大学推出了项目，让临床科学领域的专家与软件工程师携手合作。这类合作应扩大至更多大学，尤其是心理健康护理需求大量未获满足的国家的大学，以支持开发在语言和文化上都适宜的虚拟治疗师。
让更多元的参与者加入算法开发，也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研究中出现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研究人员应采用充分具有代表性的测试群体，同时确保严格遵循隐私和问责规程。
当然，此类倡议需要资金。风险投资公司目前每年投入32亿美元用于全球卫生研究与开发。它们应扩大投资范围，将人工智能赋能的心理健康服务交付技术纳入其中。它们还可以资助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科技企业家参与竞赛，以推动这一领域进一步创新。
当然，人工智能赋能的心理健康干预不会、也不应该取代人类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毕竟，聊天机器人无法表达真正的共情。但它们可以筛查高风险人群，例如有自杀意念的人，并有可能在短期内防止破坏性行为发生。
需求和需要往往推动创新。遗憾的是，心理健康护理领域并非如此。现在是时候投资于长期、成本效益高且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以提升心理健康护理能力。这项工作必须包括加大对传统服务的支持，同时也应善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