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成为现实,应当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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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ublic trust dwindling in big business, putting stakeholders first will go a long way to revitalize it.Image: Unsplash/Adeolu Eletu's profile Adeolu Ele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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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都在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制定蓝图。

  •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日益获得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企业信任的侵蚀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企业)一直奉行股东至上,该理念认为企业唯一的责任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这一原则如今正受到企业领袖自身的挑战,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宣布,去年表示将采取一种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做法,不仅关注股东,也关注客户、员工、供应商和社区,这些群体均被视为企业绩效的必要因素。

Image: GSI Alliance

在其定点清除伊朗第二号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后,美国很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向中东投入更多军事资源,而这一路径可能引发伊朗更多挑衅。与此同时,这一转变将发生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面临日益增多挑战的时候。

美国企业领袖本月将与全球同行一同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50届年会,他们将讨论如何赋予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具体含义,这一概念最早由提出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为迎接今年的会议,施瓦布已提议发布一份新的“达沃斯宣言”,该宣言指出了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潜在权衡,并寻求通过实现长期价值创造这一共同目标来减少或消除这些权衡。

批评者对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声明纷纷发难,斥之为“空洞的说辞”或仿佛出自《绿野仙踪》的东西。有人痛斥精英阶层自说自话、无视受其伤害者的荒唐局面。尽管某些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但企业行为转变的迹象已然显现。世界经济论坛与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均已着手制定蓝图,用于落实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归根结底,长期的自身利益将推动企业作出承诺。客户是营收增长的引擎,一直被视为企业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方。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寻找“绿色”商品和服务,企业已开始投资于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增长机会。

熟练员工同样是企业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方。在劳动力市场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要求获得公平的薪酬和福利,以及技能提升与再培训机会。他们还要求薪酬与晋升实践保持透明,要求工作场所包容多元,并要求企业供应链全程尊重人权与环境。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寻求既有“使命”又有利润的雇主。

与此同时,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考量的投资近年来已增至30万亿美元,目前占专业管理资金的三分之一。养老基金是资产管理公司最大的客户,它们正日益以ESG排名作为投资组合决策的指引。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无论从倾斜与动量两个角度看,ESG表现优异都与更高的股票回报相关。

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支持,其最强大的动因或许在于企业信任的侵蚀,以及随之而来的民粹主义兴起。公民正对其所认为的“被操纵”的经济体系群起抨击。近几十年来,随着中产阶级收入停滞、劳动力市场日趋两极分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加剧。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连同气候变化日益增加的成本与紧迫性,已经削弱了公众对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心。

当前状况极为相似于二十世纪之交进步时代改革之前的时期,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拆分了垄断企业,为自然资源引入了新的保护措施,并强化了参与式民主。如今,企业领袖不无担忧地认为,公民将推动新一轮进步政策,从而限制其经营自由。为防止或影响此类努力,企业正寻求各种方式,向其开展业务所在的国家、地区和社区表明其承诺。

因此,即便唯一的动因只是自我保全,商界的多利益相关方言论也很可能伴随企业行为的实质性改变。但仅靠企业自我约束的改变是不够的。政府行动对于确保民主市场资本主义在长期内保持政治和环境上的可持续性而言必不可少。尤为重要的是的,是那些鼓励竞争、应对气候变化、遏制不平等以及巩固民主制度的政策。

在美国,联邦层面的政策行动似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党派与意识形态分歧使政策制定陷入瘫痪。但变革正在州一级出现,加利福尼亚州尤为明显。一份新的报告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显示即便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放缓,加利福尼亚州仍将继续跑赢全国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正超额完成其激进的气候变化目标,并推出新措施,利用该州养老基金推动气候减缓。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建设如今已是紧迫的优先事项。近期的野火和停电事件表明,该州需要对其电网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

加利福尼亚州还以新的立法引领潮流,以支持零工工作者(这一举措力度之大,甚至在联邦法院引发了一起质疑)。此外,与其他23个州一道,加利福尼亚州推动通过了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如今,要应对日益严重的无家可归问题和飙升的住房成本,仍需大量工作,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住房建设的匮乏。大型企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早期举措令人鼓舞,但尚未达到应对挑战的规模。

同样,政府政策至关重要。正如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近期所指出的,“政府必须发挥修正市场体系的作用。”历史表明,他是对的。此前,民粹主义反叛时期曾促成重大的政策改革,在美国和欧洲都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稳定与信任。

迈入2020年之际,显然,要重振适应当今政治经济的资本主义,就需要“唯股东资本主义”的终结。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类似于一种危险的混合体,融合了1920年代的资本主义与1930年代的政治。希望我们已从过去汲取了正确的教训。如今正是追求一种可持续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时候,这种资本主义应当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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