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张小男孩身穿红色T恤、脸朝下倒在地中海海滩上的照片，让欧洲海岸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全部惨状触目可见。艾伦·库尔迪来自叙利亚小镇科巴尼，在他与母亲和哥哥一起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穿越危险海域时，年仅三岁，最终溺亡。
这场危机并非新近发生，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一度似乎可能震动世界领导人，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然而，官方表达的震惊与同情转瞬即逝。艾伦·库尔迪去世后几个月内，许多政府便继续推行明确旨在阻止叙利亚及其他难民入境的政策。欧盟设计了一项可耻的协议，将那些已经冒着生命危险的人直接送回土耳其；澳大利亚则继续把难民关押在境外拘留中心，条件被联合国称为“非人道”。
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政府公平分担接收难民的责任——这项承诺被广泛谈论，并在去年9月纽约峰会上得到理论上的重申——但在实践中仍然毫无进展。与此同时，死亡仍在继续，仅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2,000人丧生。
但事情不必如此。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全球塑造者2017年度调查显示，18至35岁受访者中绝大多数（73%）表示愿意在本国接纳难民，超过四分之一（27%）表示愿意让难民住进自己家中。这些数据与去年一项类似的国际特赦组织研究相呼应。该研究显示，全球每五人中就有四人表示愿意在本国接纳难民。
如果让这种强烈的公众同理心白白流失，将是一场悲剧。挑战在于找到调动这种力量的方法，将积极态度转化为拯救生命的行动。
艾伦·库尔迪之死产生持久影响的国家之一是加拿大，数百万人将他的死视为政治失职的写照。这场悲剧尤其令人感同身受，因为后来得知，艾伦·库尔迪的姑妈当时已住在加拿大，而库尔迪一家此前提出的家庭团聚申请曾遭拒绝。
艾伦·库尔迪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加拿大谷歌搜索量最高的词条是“如何担保一名叙利亚人”。普通加拿大人要求对这场危机作出回应，数千人也证明自己愿意尽一份力。贾斯汀·特鲁多在2015年10月赢得大选，部分得益于他竞选时承诺大幅增加抵达加拿大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人数。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下旬期间，超过14,000名叙利亚人通过加拿大的私人担保计划获得安置。
加拿大的独特之处在于，过去40年来一直实行一套制度，让关心难民的公民能够组织起来、筹集资金，将难民接到本国，并帮助他们成为加拿大“新移民”，进而获得公民身份。该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推出，旨在接纳数以万计的越南难民。此后，已有数十万难民通过社区担保来到加拿大。这一制度与政府持续实施的安置计划并行，后者帮助最脆弱的难民找到新家园。多伦多市议员乔·米赫维奇这样说道：“领导力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两者可以兼顾，而非只能二选一。”
担保需要投入。担保人负责筹集安置难民所需的首笔资金，并在第一年为他们提供支持；寻找住所；安排学位；协助获得医疗服务；以及帮助求职和培训。这一切值得付出，不仅对新抵达者如此，对接纳他们的人也是如此。难民得以在和平与安全中继续生活；接待他们的人也因此受益，并与他们建立长久友谊。
“你的付出远不及你的收获，”一位在多伦多担保叙利亚家庭的人士说。另一位则称，这项计划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之一”。
加拿大因“欢迎移民”而声名远扬，但这种做法不必由加拿大独有。从爱尔兰到新西兰，其他国家的政府如今都在探索建立难民社区担保计划的可能性，让公民首次有机会采取行动。英国去年通过立法，使社区担保成为可能；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最早报名担保的人士之一。
梵蒂冈最近公布了一项关于难民的20点计划，并获教皇方济各批准。该计划鼓励其他国家出台社区担保立法，一些国家已开始朝这个方向迈进。没有理由不这样做。通过这些由民众推动的行动，普通公民得以主动作为，展现出世界领导人的回应中长期缺失的人性。
许多民众正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政府不应成为这种回应的阻碍，而应支持人们努力敞开社区，接纳难民。艾伦·库尔迪之死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酝酿，父母仍被迫让孩子身处险境，以带他们逃离战区。现在早已到了采取新办法的时候，其他国家能够也应当沿着加拿大指明的道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