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容易遭受强迫劳动？原因何在？如果向一群随机抽取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无论他们是否充分了解强迫劳动，许多人都会立刻提到贫困。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直观来看，长期陷于严重经济困境的人，最容易受到世界各地各种手段的胁迫和剥削，陷入强迫劳动，这似乎显而易见。
现有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我们从 近期估算 中得知，强迫劳动最普遍地出现在相对贫困的地区（但并非仅限于这些地区），例如南亚，也出现在各国较贫困的地区。巴基斯坦的一项 研究 发现，信德省南部农村地区有66%的家庭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受债役束缚的佃农和劳工。印度的 家庭调查 也显示，收入较高的人使用或出售子女劳动力的可能性较低。
然而，现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关于全球经济中强迫劳动与贫困之间联系的研究寥寥无几，而我们所知不多的证据表明，这种联系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复杂、更多样。例如，我和共同研究者一直聚焦于巴西。我们最近分析了2003年至2010年间农业部门中获释的逾21,000名受奴役般处境控制者的数据——“奴役般处境”是巴西较常使用的说法，也见于相关法律。我们将这些信息与对工人以及参与巴西广泛反奴役计划的人士所做的访谈结合起来。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发现之一是，最可能在奴役般处境下工作的人，往往并非穷困潦倒者中的最贫困人群。
相反，他们往往属于“在职贫困人口”。世界各地的这些人生活在每日1.25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之上，通常处于最低工资水平或略低于该水平（有时则高于这一水平）。事实上，按世界银行的分类，全球每日生活费介于1.25美元和2美元贫困线之间的人数，在1981年至2008年间翻了一番。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中存在容易遭受强迫劳动的深度脆弱性迹象，包括巴西农业领域，这绝非巧合。
造成这种脆弱性模式的另一个原因很简单：农业领域的招聘者和雇主寻找的是能够承受最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通常是18至34岁的年轻男性。他们要找的并非长期营养不良、穷困潦倒的人。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这一背景下，有两个因素比收入贫困程度更重要。第一个是教育：在我们分析的数据中，整整68%的工人要么不识字，要么受教育年限不超过四年。第二个是经济不安全，即工作机会时有时无，收入也不稳定。换言之，关键在于收入的不安全性和不可预测性，而非收入总体水平。
在其他情境下，情况则有所不同。被贩运到（或在）英国等国家从事强迫劳动的大多数受害者，同样并非极端贫困者，但他们很少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关于全球移民模式的研究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穷困潦倒者流动性最低，因为他们缺乏迁移所需的资源。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倾向越强，但移民工人最终从事的职业往往远低于他们的 教育水平 和 资历。
因此，由于人口贩运往往始于个人决定迁移，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人口贩运受害者常常符合这一特征。他们可能相对贫困，或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但也不乏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在这些情形下，脆弱性的根源可能是就业机会不足或缺乏体面工资，同时还伴有各种社会和个人层面的匮乏。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又为何重要？这说明强迫劳动与贫困有着深刻联系，但如果从收入角度理解贫困，尤其是只关注极端贫困和穷困潦倒，往往无法可靠地判断谁最容易遭受强迫劳动以及原因何在。
贫困还有许多其他维度：教育、机会、服务和社会安全网的可及性、妇女和女孩的权利、获得体面工作和工资的机会，以及其他一系列“人类发展”问题。在不同情境和不同人群中，哪些因素与奴役现象的关联最紧密，也各不相同。
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效的政策应对取决于对这些差异的理解。有人呼吁将强迫劳动更好地纳入国家和国际减贫战略。这必须落实，因为在国家立法和优先事项中纳入强迫劳动，是解决全球经济中强迫劳动和奴役问题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从收入指标和极端贫困转移开来，从而让减贫战略采用对脆弱性和强迫劳动更细致、更准确的理解。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政策，不太可能显著降低许多工人遭受强迫劳动的脆弱性。事实上，这类政策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工人被排除在社会安全网之外，更加依赖高度剥削性的工作，脆弱性反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效的战略可能涉及教育、技能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无论对研究还是政策而言，这都是一项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弄清，在什么情境下，哪些形式的贫困会使人最容易遭受强迫劳动，并据此制定适当的策略。归根结底，没有一种办法适用于所有人。
本文与 开放民主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订阅我们的每周简报 ，及时了解“议程”动态。。
作者：尼古拉·菲利普斯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
图片：一名男子在喀布尔市郊的一家砖厂工作。路透社／奥马尔·索巴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