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身处非洲反恐前线。他指出，“数字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恐怖分子快速联系和互动的能力”，而这种技术可能简单到只是一部手机。例如，最近发生的一起令人痛心的大学爆炸案中，两名儿童身上绑着炸药，仅通过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被远程引爆。因此，在人人都有手机的世界里，“挑战十分严峻”。
技术已成为战场的一部分
欧洲也切实感受到了这一威胁。欧洲刑警组织（欧洲警察署）署长罗布·温赖特指出，“技术已成为战场的一部分”。他解释说，推特已删除超过25万个与“达伊沙”有关联的账户；约有90个社交媒体平台正被恐怖犯罪组织“以高度灵活的方式”利用。他警告说，网络空间“正被用作回声室”，以扩大招募并煽动他人发动更多袭击，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创新型众筹”方式。
恐怖主义如同癌症
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研究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主席图尔基·费萨尔·阿勒沙特王子殿下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技术与恐怖主义的看法。他将恐怖主义比作癌症，并指出，如今的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现代手段扩散转移，攻击身体的其他部位……这就是当今技术被利用的方式”。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2013—2016年）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指出，“新的通信方式给恐怖主义带来了巨大优势”，并补充说，“它不仅是癌症，而且是最致命的癌症”。他强调，不能只把直接参与行动的人视为恐怖分子；还必须关注“资助者、协助者、潜伏小组和同情者”。谢里夫警告说，世界需要迅速应对他们，因为“他们的疯狂自有一套逻辑”。
跨国犯罪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助理秘书长兼执行主任让-保罗·拉博德指出，恐怖分子不仅利用技术，也在利用犯罪网络。“资金流向表明，恐怖组织不只是恐怖组织——它们与有组织犯罪有着密切联系。”他警告说，随着“达伊沙”控制的领土减少，该组织对非法资金的依赖日益加深，并指出其5%至7%的资源来自毒品贩运。
拉博德建议，要打击恐怖主义，“我们需要像他们对付我们那样对付他们”，利用技术和国际合作。他补充说，联合国和国际体系应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及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企业）合作，建立良好实践资料库。
情报共享
谢里夫强调，国际合作的关键在于情报共享，并补充说，根据一项联合国决议，“每个人都有责任协助打击恐怖主义”。
阿勒沙特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补充说，情报共享面临的官僚障碍是反恐斗争中的重大阻碍。他对“第三方规则”的做法表示遗憾。根据该规则，情报接收方必须获得情报来源方许可，才能与第三方分享情报。他指出，“等到全世界赶来援助时，就已经太迟了”。
言论自由
谈及恐怖主义的一些成因时，奥辛巴乔认为有必要“让一种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失去正当性”。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话题：恐怖分子利用数字平台表达观点，应促使人们更广泛地讨论今天的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他说：“我们的言论自由传统——或者说取向——会影响我们对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思考。”他还补充说：“我们受到限制，[因此]在应对恐怖主义时需要更加开放地思考。”
国际合作与教育
专家一致认为，有必要构建有效的反恐叙事，以抵御恐怖主义的诱惑；国际社会也需要分享最佳实践，并切实加以运用。不过，正如阿勒沙特所强调的，“开展反恐叙事，最重要的起点是教育”。他补充说，“这项工作需要在学校和清真寺”以及当地社区开展，还“需要运用现代工具……并采取整体性方法”。
要遏制暴力极端主义，就需要合作开展去极端化工作。谢里夫说：“需要采取举国一致的方针。”的确，正如一位美国领导人曾经指出的，许多事情都需要整个社区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