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面临的挑战。
数据缺失或存在缺口，限制了我们准确衡量贫困、危机影响以及政策冲击对这些群体及接收社区所造成影响的能力。
投资改善数据，将使我们能够从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短期举措，转向长期发展支持。
2016年，丹尼尔和家人逃离南苏丹内战，抵达乌干达。四年后，新冠疫情让他们作为难民的艰难处境雪上加霜：疫情不仅威胁健康，该国的应对措施还导致学校关闭和大规模失业。
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还知道，丹尼尔的父亲曾试图把仍在上学的妹妹嫁给一名居住在西方、年长许多的男子，以筹钱供养家人。妹妹的许多朋友失去了上学带来的保护后，遭受的性虐待和暴力有所增加。丹尼尔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直接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知道他的故事并非个例。
从就业、粮食安全到健康、教育和平等，我们知道疫情加剧了全球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IDP）和无国籍人士面临的挑战。疫情对这些人的影响往往比对接收他们的社区更大。丹尼尔厌倦了徒劳地找工作，最终返回朱巴求职，尽管他仍担心家人的安危。
但关于丹尼尔以及全球824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我们仍有大量未知之处——其中包括新冠疫情对他们及其社区影响的详细信息。我们对他们处境的了解并不完整，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
由于接收大量流离失所者或产生大量流离失所者的国家存在重大知识缺口，收集关于这一群体的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数据变得格外困难。全球难民中约有86%由中低收入国家接收，其中27%身处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家统计系统往往较为薄弱，限制了我们准确衡量贫困、危机影响和政策冲击的能力。
这使全球一些最脆弱的人群在需要设计并实施支持项目的政策制定者眼中隐形，也让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变得困难。这些目标是衡量全球在2030年前实现和平与繁荣进展的基准，至关重要——但无法衡量，就无法管理。
我们并非全然不知。我们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响应呼吁：疫情期间的被迫流离失所者》中，被迫流离失所联合数据中心（JDC）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同事紧密合作，利用研究人员开发的模拟和情景数据，概述了新冠疫情对流离失所人口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我们还介绍了电话调查结果，调查涵盖八项国家层面的数据收集工作，共进行了约9万次访谈。
这些调查显示，流离失所者在获得医疗保健和保障粮食安全方面遭遇严重挫折，有时就业和收入也大幅减少。
例如，根据最新数据，叙利亚难民及其在黎巴嫩的接收社区，贫困率都大幅上升。预计2021年将有多达100万名叙利亚难民和150万名黎巴嫩人新增陷入国际贫困线以下（每人每天5.50美元）。例如在吉布提，80%的难民家庭依赖人道主义援助，而接收社区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4%。
许多难民在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能工作，新冠疫情及其他因素使待遇良好、稳定的工作难以获得。因此，许多人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越来越依赖援助。此外，数百万生活在难民营中的人依赖国际援助和侨汇（海外亲友寄来的钱），如今这两种支持来源都已减少，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医疗保健也是一项重大关切。截至2021年9月，已有160个国家承诺将被迫流离失所者纳入本国疫苗接种应对计划。但疫苗分配不公平，许多接收难民的中低收入国家无法大规模为他们启动接种。乍得、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伊拉克的调查表明，流离失所者愿意接种新冠疫苗——往往比接收社区居民更愿意——但许多人担心费用。在也门，尽管当地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截至2019年3月，医疗保健可及性曾逐步改善，但疫情暴发后这一进展已荡然无存。
最后，疫情相关的行动限制导致近100个国家于2020年春季关闭边境。目前仍有近60个国家维持边境关闭，使许多难民无法寻求庇护和保护，而根据国际法，这本是他们的权利。旅程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更加危险，也使收集重要数据以及向他们提供所需保护和服务更加困难。
在当今世界，我们常听到人们盛赞大数据的变革力量。然而，对于生活在受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数百万脆弱人群，我们距离收集到有效回应其需求所需的信息仍相去甚远。
将难民纳入国家系统，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权利较少的独立群体，将有助于解决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方面的许多挑战。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各国和多边组织，还必须确保国家数据系统具备监测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的能力，以便将相关数据用于规划和准备工作。
此外，数百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数月甚至数年内都无法返乡。如果不投资改善数据，我们就无法果断地从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短期举措，转向为流离失所者及其接收社区提供长期发展支持。
丹尼尔这样的难民的经历展现了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应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为了创造更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让他们走出统计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