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利亚到哥伦比亚，联合国难民署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展现人们逃离冲突与迫害的经历。已有超过45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以下只是其中五个故事，反映了人们逃离家园的一些原因。
值此6月20日世界难民日之际， 阅读更多 难民的故事。
2012年，加扎勒带着两个儿子从大马士革乘飞机抵达埃及。她说：“我们在叙利亚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流离失所和炮击；我的房子被炸毁，丈夫被捕，孩子们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加扎勒记得，在飞往埃及的途中，她一直哭个不停，儿子则紧紧抱着她。最让加扎勒痛心的是离开叙利亚——她的祖国和家人；自从她被迫逃离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她多次流离失所，始终担心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安全。“我没有道别就离开了……我来到埃及时谁也不认识，没有计划，前途未卜。”
离开叙利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离开。观看她讲述自己的故事， 点击此处。
南苏丹马拉卡勒爆发战斗时，我正在一家日本非政府组织担任艾滋病毒咨询员。所有国际工作人员都逃离了南苏丹，当地工作人员则被告知要寻求保护。我带着家人搬到一处警察局，在那里待了一周。局势似乎正在平息，但随后反叛武装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战斗激烈得让我们不得不转移到纳西尔镇。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事情会容易些。但我当时和怀孕的妻子以及六个孩子在一起。我们走了20天，沿途有人为我们提供庇护，也给了我们食物。有时我们不得不卖掉一些衣服换钱或换食物；那段日子非常艰难。到达纳西尔时，我妻子已无法继续前行，她就要分娩了。纳西尔的一家无国界医生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我最小的孩子在那里出生。他叫加特拉特·霍特·尤阿尔。南苏丹如今正处于战争之中，我带着家人来到埃塞俄比亚寻求安全。在我的国家，没有食物，孩子们也无法上学。我一直为他们的未来担忧。在这里，他们或许能接受教育并获得医疗服务。如果南苏丹的局势再次好转，他们就能拥有一个没有战争的更好未来。
阿萨法六岁。四年前，她的父亲去世了。她和母亲、姐姐及弟弟住在一个难民营里。2012年初冲突爆发后，他们立即离开了马里北部戈西地区的村庄，步行三天后才在布基纳法索找到安全之所。
“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图阿雷格人聚居点遭到军队袭击，我们担心冲突很快会蔓延到村子，于是就离开了，”阿萨法的母亲艾沙图解释说。“袭击中有几十人被杀，只有少数人幸存。”一家人付给一名司机40万西非法郎（800美元），请他带他们越过边境。他们卖掉了一些山羊，才凑够这笔巨款。
阿萨法和家人，以及丹巴难民营的所有难民一起，被迁往附近的曼陶难民营。她继续上学。“我想当一名教师，”她说。“我还想回到马里的家乡。”
凯莉13岁时，母亲突然告诉她，他们必须离开家园。多个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蔓延到他们的村庄后，一家人搬到了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我当时并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离开——我们住在哪里都得小心。我有些困惑，也很难过，但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在布埃纳文图拉更安全，我也能重新快乐起来——其他人的家人在战斗中丧生，而我们都平安无事。”
但在布埃纳文图拉的生活并不总是轻松或安全。凯莉遇到丈夫时，他们明白，继续前行、寻找更好未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次搬迁；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大波哥大地区。
“这段日子很艰难，但哪里都可能很艰难。我的丈夫在这里找到了稳定的好工作，在建筑行业工作。我们必须抓住迎面而来的机会，不沉湎于过去。”
凯莉最终的目标是重返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帮助可能生病或面临风险的儿童。
“对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拥有比我和丈夫更好的未来。我希望他们能拥有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会努力工作，尽可能为他们打下最好的基础。”
2008年，我和家人因宗教问题逃离了祖国。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如今这样的生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谁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政治、宗教或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个国家，少数民族还会因种族或出身而遭受歧视。因此，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寻求安全和庇护。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难民身份，并于2010年在美利坚合众国重新安置。
我现在在一家诊所工作，担任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缅甸人群体的外展协调员。我也在国际生命事工服侍主。上帝赐福给我们三个孩子，他们学得很快。看到他们接受这里提供的教育，我非常高兴。我很惊讶自己能住在这样好的公寓里，24小时用电，开着一辆好车行驶在平坦的道路上，享受良好的通信条件，结识来自不同背景、色彩斑斓的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享用各种美食，身体健康。我希望不久能与姐姐及她的家人团聚。眼下，我只寄希望于孩子们。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帮助缅甸在各个领域发展。尤其希望生活在钦邦的钦族同胞能够如此。我希望我的人民获得自由。
作者：利·福斯特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对外关系司活动、宣传活动及亲善大使事务主管。
所有图片由联合国难民署提供。主图：2012年2月5日，喀布尔，因战争在国内流离失所的阿富汗儿童站在被积雪覆盖的帐篷外。路透社/穆罕默德·伊斯梅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