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公布的2018年预算蓝图提议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关于这类支出在改善世界最脆弱群体健康与福祉方面所起作用的讨论。这场讨论十分重要，因为在减少世界诸多最严重不平等现象方面，援助一如既往地重要，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其中的缘由并未得到广泛理解。
过去25年里，外援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儿童死亡率和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均减半。全球基金和疫苗联盟加维等创新型多边伙伴关系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美国是其中最大的资助方。这些伙伴关系减轻了疟疾、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等传染病造成的负担。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很荣幸能与这些倡议合作，降低疫苗接种及其他干预措施的成本，从而提升它们对全球健康产生的可衡量影响。
实践表明，卫生与发展项目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例如，在儿童免疫接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44美元的经济收益。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发展援助所促成的巨大进步。在最近一项调查中，针对24个国家的56,409人进行调查，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全球贫困人口已减少一半。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极端贫困已经加剧。这种普遍的误解助长了悲观论调，使外援预算在政治上容易受到冲击。
更令人担忧的是，援助国民众往往高估本国政府用于援助的金额。在美国，外援支出不到联邦预算的1%，但最近一项公众意见调查发现，73%的美国人认为援助对国债造成了“很大”或“相当大”的影响。
还有一种误解蒙蔽着援助国的判断：人们认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纯粹是慷慨之举，不会给援助方带来任何切实利益。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从安全还是经济角度来看，资助发展项目都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
如果没有援助资金，贫困加剧和局势动荡可能会把发达国家卷入遥远地区的冲突，并以移民和难民危机以及大流行病等形式，将动荡带到它们家门口。相反，援助若用于促进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增长，就能在援助国创造面向出口的就业岗位。美国的15个最大贸易伙伴——也就是能够自给自足、消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国家——其中有11个曾是援助接受国。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它们通过实施由合理税收和财政政策支持的国内公共项目，为自身发展投入更多资源；同时将教育、基本医疗保健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列为优先事项，为实现自给自足、繁荣发展的未来奠定基础。私营企业和资本也在发展项目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不过，就目前而言，援助国的援助仍不可或缺：它可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应对市场失灵，并鼓励更多私营部门投资。毫无疑问，尽管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进展，要保持卫生与发展的进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仍有超过十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每年有超过300万名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内夭折。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及其他问题，是联合国为2030年设定的宏大卫生与发展目标的一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持续提供发展援助，这些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并不是说现有援助项目十全十美。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并改进这些项目。但有人抱怨援助资金没有得到尽可能有效的使用，这种说法严重夸大了问题。事实是，得益于在设计和实施高性价比援助项目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使用不当的资金只占援助投资总额的极小一部分。
更大的问题在于信息不足。因此，我们这些从事发展领域工作的人必须努力改善与决策者和公众的沟通，说明发展援助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促成了哪些进步。
尽管眼下存在不确定性，我仍对全球卫生与发展持续进步抱有信心。我在联合国和如今的盖茨基金会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已有近二十年，深知支持发展援助的理由清楚而有说服力。我相信，世界不会背弃这一历史性挑战：缩小全球健康差距、消除极端贫困，并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安全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