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弗洛伊德近日去世，引发了美国新一轮针对警察暴行的抗议浪潮。
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丹妮尔·K·基尔戈（Danielle K. Kilgo）探讨了记者如何通过报道方式塑造这些抗议活动的叙事。
她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州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导致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获得了不同的认知。
一名少女把手机举得足够稳，拍下了乔治·佩里·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时刻。据称，他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的膝盖压住脖颈的情况下窒息而亡。该视频迅速走红。
此后的情形一再上演，且在美国各城市再次出现，每当备受关注的涉嫌警察暴力案件发生之后。
明尼阿波利斯及美国各地组织了守夜和抗议活动，要求追究警察责任。但与此同时，调查人员和官员呼吁保持耐心，局势却不断恶化。新闻报道很快刊出了财产损毁以及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的画面。
公众对抗议活动及其背后社会运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媒体上读到或看到的内容。这使记者在推动示威活动的叙事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强调抗议活动造成的混乱，或附和政客们将抗议者贬为“暴徒”的暗示性言论。但他们也可以提醒公众，抗议的核心是又一名黑人遭受的不公正杀害。这将使重点从抗议活动的破坏性转向警察有罪不罚的问题，以及种族主义以各种形式造成的影响。
如果社会运动要获得合法性并取得进展，记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这也使记者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我的研究发现，部分抗议运动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比其他运动更为困难。我与合著者萨默·哈洛（Summer Harlow）共同研究了地方报纸和大都市报纸如何报道抗议活动。我们发现，关于妇女游行和反特朗普抗议的报道为抗议者发声，并对其诉求进行了充分探讨。另一方面，关于反黑人种族主义和原住民权利的抗议获得的合法化报道最少，这些抗议更常被视为具有威胁性和暴力性。
叙事的形成
数十年前，学者詹姆斯·赫托格（James Hertog）和道格拉斯·麦克劳德（Douglas McLeod）指出，新闻对抗议活动的报道如何助长了现状的延续，这一现象被称为“抗议范式”。他们认为，媒体叙事往往强调抗议活动的戏剧性、不便和扰乱性，而非抗议者的诉求、不满和议程。这些叙事使抗议活动变得无足轻重，并最终削弱公众支持。
以下是这一理论在今天的大致表现：
记者对那些不够戏剧化或不同寻常的抗议活动关注甚少。
了解到这一点后，抗议者会想方设法吸引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他们戴上粉红色的“pussy”帽子，或在国歌奏响时下跪。他们甚至可能诉诸暴力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如今，抗议者虽已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但报道内容往往流于表面或使其失去合法性，聚焦于其所采取的策略和造成的扰乱，而排除了对该社会运动实质内容的讨论。
我们希望探讨这一经典理论是否符合2017年的报道情况。那一年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一年。
为此，我们分析了得克萨斯州报纸对抗议报道的框架。该州的规模和多样性使其成为全国情况的良好参照。
我们通过搜索“抗议”“抗议者”“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妇女游行”等关键词，共识别出777篇文章。其中包括得克萨斯州20家新闻编辑部的记者撰写的报道，例如《埃尔帕索时报》（El Paso Times）和《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以及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等来源的联合供稿文章。
我们考察了文章在标题、开篇句和报道结构中如何框定抗议活动，并依据四种公认的抗议框架对报道进行了分类：
暴乱：强调破坏性行为以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
对抗：将抗议活动描述为对抗性的，聚焦于逮捕或与警察的“冲突”。
奇观：聚焦于抗议者的服装、标语牌，或戏剧化和情绪化的行为。
辩论：实质性地提及抗议者的诉求、议程、目标和不满。
我们还关注了信源模式，以识别那些往往让当局比抗议者及倡导者更具可信度的失衡现象。
总体而言，新闻报道倾向于最常聚焦于戏剧性行动，从而使抗议活动显得无足轻重。但有些抗议活动所受的影响比其他活动更大。
报道更多关注奇观而非实质。大量篇幅用于抗议者的穿着、人群规模——大和小——名人参与和情绪激动。
不同游行获得的实质性关注也各不相同。约一半关于反特朗普抗议、移民集会、妇女权利示威和环境行动的报道，都包含了关于抗议者不满和诉求的实质性信息。
相比之下，达科他输油管道抗议和与反黑人种族主义相关的抗议，获得合法化报道的比例不到25%，且更常被描述为扰乱性的和对抗性的。
在对圣路易斯抗议活动的报道中，该抗议针对的是法院对一名杀害黑人男子的警察作出的无罪判决，暴力、逮捕、骚乱和扰乱是最主要的描述词，而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不公的关注仅被一笔带过，只有寥寥数次提及。在十多段之后才埋藏着更广泛的背景：“圣路易斯近期的抗议延续了2014年8月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附近弗格森市被杀后出现的模式：大多数示威者虽然愤怒，但都遵守法律。”
由于报道存在差异，得克萨斯州报纸的读者可能会形成一种认知，即某些抗议比其他抗议更具合法性。这助长了我们所称的“社会斗争等级”，即某些倡导团体的声音被置于其他团体之上。
潜在的偏见
记者遵循对不利于较不知名抗议运动的行业规范，从而助长了这一等级。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记者可能默认采用官方消息来源提供的声明和数据。这使当局对叙事框架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对于“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正在反驳警方及其他官员说法的运动而言，这一做法尤其成为问题。
这类报道中也潜藏着隐性偏见。缺乏多样性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新闻编辑部。
2017年，《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和《休斯顿纪事报》中白人记者的比例，是两座城市白人人口比例的两倍多。
抗议活动揭示了社会中合理的不满，并且往往涉及那些缺乏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之权力的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记者绝不能诉诸浅薄的框架叙事。这种叙事不给予受苦者诉求以重要且持续的表达空间，同时却安抚了本已十分安逸的现状，这一点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