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 Facebook 帖文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名突尼斯年轻男子讲述了自己如何寻求目标感和归属感，并在一座清真寺中找到了它。然而，他在那里接触到的伊斯兰教观念充满暴力；不久后，他便准备登上飞机，前往伊拉克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而战。
这在我的祖国突尼斯是个熟悉的故事。突尼斯已成为“达伊沙”战士的输送通道。但这一次结局不同。他没有登上飞机，而是成了一名艺术教师。我想了解他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希望能引导其他年轻人走上类似的道路。
2015年初，我遇到了沙欣（为保护他的隐私，我更改了他的名字）。和许多突尼斯人一样，得知有3,000名同胞离开祖国，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达伊沙”而战，我感到震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战士中，大多数来自突尼斯。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加上严厉的安全政策，并未帮助突尼斯解决激进化的根源问题，也未消除这种思想对心灰意冷的年轻人的广泛吸引力。
我觉得早就该开始倾听那些亲身了解年轻人如何被诱入暴力的人了。也许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就能减缓战士流向“达伊沙”的势头。
沙欣告诉我，在他心爱的祖父去世后，社区清真寺成了他的慰藉和稳定感来源。此前，正是祖父教他学习《古兰经》，并给予他关爱。
祖父去世后，沙欣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他曾多次被学校开除。在他所住的工薪阶层社区里，他几乎接触不到书籍、图书馆或文化活动。祖父的离世在沙欣的生活中留下空缺，而清真寺填补了这个空缺。他在那里学习《古兰经》，也了解了暴力圣战，并结识了其他准备前往伊拉克参战的年轻人。
他的处境与突尼斯许多年轻人相似，而年轻人约占该国人口的一半。公立学校实行义务免费教育，男女儿童从六岁起都可入学，因此98%的儿童能够开始上学。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仍在校的只有75%。
沙欣的父亲希望儿子读完高中。沙欣不相信教育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未来。突尼斯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他还能指望高中毕业证书带来什么？显然不可能是父亲所期盼的、有尊严的生活。
尽管如此，他还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回到学校后，他发现课程设置在自己离校的三年间发生了变化。新增的课程打动了他的心，也引发了他的思考：诗歌、文学和哲学。
其中一位教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她热衷于与学生辩论，也乐于挑战他们的观点。她与社区里最难管教的年轻人打交道，但这并未阻止她与他们交流，并教他们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沙欣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一个和他一样热爱黑金属音乐、喜欢读诗的年轻人。
艺术帮助沙欣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一天，清真寺里有人低声对他说：“现在该准备去伊拉克圣战了。”这时，他已不再确定自己是否想去。他读过的暴力文本、听过的唱片以及看过的视频，都不再对他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
他向新朋友倾诉，原以为对方会因他考虑拿起武器而羞辱他。没想到，朋友却大声说道：“你我注定要投身另一种圣战！如果所有有才华的作家都去打仗，那谁来用笔和思想战斗？”这番话触动了他。沙欣从未想过还可能有另一种和平的圣战。那天，他决定不去打仗。
2015年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如果朋友因为我的想法而责备我，我就会决定去。正因为有人给了我选择，我才做出了留下来的正确决定。”
与沙欣的相遇让我踏上了创办Mobdiun——创意青年之路。听了他的故事，我明白了艺术、文化和批判性思维对青年发展至关重要，有时甚至能成为抵御激进化的屏障。
沙欣继续生活，读完高中，进入艺术学校，后来成为一名美术教师。他认识的萨拉菲派圣战分子都“消失在太阳背后”——这是个委婉说法，指人们在被罢黜的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执政期间被警方抓获。少数抵达伊拉克的人都被杀害了。
如今，突尼斯有数百名年轻人像沙欣2003年时那样，感到迷失和孤立。他们是“达伊沙”招募人员的重点目标。我希望 Mobdiun 等项目能让他们看到另一条道路。
我们的目标是思考、动员并采取行动，为生活在沙欣所住这类工薪阶层社区的年轻人服务。我们根据他们的反馈，制定量身定制的项目，弥补他们指出的缺口，并尽力满足他们的优先需求。目前，我们重点提供免费的课后课程，培养他们的艺术才能，并教他们如何靠这些才能谋生。我们还定期邀请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与年轻人交流，分享人生经历。Mobdiun 的项目旨在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我韧性。
政府往往过于频繁地诉诸加强安全措施这一被动手段来预防恐怖主义。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了解当地年轻人的生活状况，并找出他们每天面临的挑战。我认为，倾听服务对象的声音、让他们参与我们所做的诊断，并与他们讨论结果至关重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提供的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
沙欣让我明白，等到为时已晚才把年轻人关进监狱，并非唯一的办法。我亲眼看到，只要倾听弱势群体的心声，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这样简单的做法，就能让年轻人远离激进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