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战略平台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10月12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通报情况时说：“我们成功避免了饥荒，却没能避免苦难。”在解释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有效应对饥荒风险所面临的障碍时，古特雷斯指出，冲突是饥荒的根本原因。
古特雷斯说得对。事实上，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布的一份近期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报告指出，同时受到饥饿和冲突影响的人数达4.89亿。这约占全球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8.15亿人口的60%。报告进一步指出，冲突与饥饿之间的联系尤为明显：“在冲突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叠加干旱或洪水时，部分干旱或洪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联合国各机构似乎普遍认为，必须解决冲突这一导致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显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冲突复杂，建设和平须全面
在冲突后国家建设和平，即使并非不可能，也鲜少一帆风顺。国际行为体在规划和实施项目时往往面临难以克服的挑战。除了制止暴力，他们工作的目标还包括引导国家和社会走上和平道路。然而，粮食安全状况清楚表明，战争间接而长期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许多挑战涉及战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例如侵犯人权、和解与司法，以及经济复苏和公共卫生。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使冲突后国家面临更多新风险，即使激烈战斗早已停止，战争造成的人道代价仍会因此加重。
乍得湖流域不幸成为这一动态的典型例子之一。该地区持续不断的叛乱，以及乍得湖（数百万居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持续萎缩，正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加剧脆弱的安全局势，并导致人口跨境流离失所现象增加。秘书长报告指出：“目前，乍得湖流域地区约有1,0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包括尼日利亚的850万人。”报告称，该地区目前有720万人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其中470万人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
对任何熟悉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人来说，粮食安全、自然资源、和平与冲突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新鲜。问题是如何扭转这一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关注干预措施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可能出现哪些负面副作用，以及如何减少或更好地预防这些副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扭转这一循环需要形成一种超越“不造成伤害”原则的思维方式。落实到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着眼于机遇与协同效应，同步消除饥饿、减少贫困、培育健康的生态系统、支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并最终助力维持和平。
政府和国际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冲突后环境中的粮食安全问题？
承认问题的复杂性。相关行为体必须认识到问题复杂的深层面向。古特雷斯强调冲突是根本原因，却淡化了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的作用——无论是在他当前还是此前的评估中。他此前对乍得湖周边人道主义危机的评估，未能充分探讨并承认深层环境动态；这些动态显著影响当地社区的水安全和粮食安全，并使他们容易受到叛乱组织招募。
提升评估能力。 需要开展更加综合的风险评估，关注气候和环境因素，也关注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例如，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并非只与气候有关，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些过程和互动需要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评估必须努力了解妇女所发挥的作用、当地情况以及边缘化群体的参与，尤其要关注自然资源的获取。
做好准备。国家及国际国家行为体都必须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危机发生前、期间和之后。政府增强应对冲击能力的一个关键方法，就是做好准备。当然，这对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言很困难，而且不可否认，这往往也是冲突后脆弱性的实际成因之一。然而，支持政府努力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至关重要，因为一个专注于向其应当服务的人提供服务的国家，才是关心其居民的国家。服务提供具有两方面的根本意义：第一，降低脆弱性并增强韧性；第二，减少对政府的不信任。国家与社会之间若缺乏一定程度的信任，就无法妥善应对冲击。
全面思考。 最后，尤其在联合国机构中，人们往往因其职权范围而倾向于将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等问题视为需要技术解决方案的技术问题。这种做法注定失败，因为从根本上说，获取食物、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过程——如同冲突本身一样——都深受政治因素影响。必须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些问题。
未来行动
毫无疑问，在古特雷斯领导联合国的一年里，联合国系统内出现了更多空间，可以更频繁地讨论维持和平与预防冲突的问题。上述策略是一些范例，使国家和国际行为体能够有效着手解决受冲突影响国家粮食不安全的根源。每项行动都必须明确纳入对性别问题的关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层面。最重要的是，除了理解风险，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干预措施规划与实施的讨论转向机遇。这样的做法能否阻止冲突，防止人们拿起武器？绝对不能。但证据清楚表明，这会大大增加叛乱组织动员民众支持其事业的难度。
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与维持和平，弗洛里安·克拉姆佩博士，气候变化与风险项目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