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与国际安全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的历史，现代也不例外。例如，核技术的出现催生了以相互确保毁灭为基础的威慑理论。无人载具以及精确迫击炮和导弹等较新的进展，越来越多地将己方人员伤亡和附带损害降至最低，从而降低了公众舆论发生不利转变的风险，同时也使准确情报变得愈发珍贵。
然而，技术变革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我们应对，甚至理解的能力能否跟上？
对于朋友和敌人正在研发、并愿意使用的技术所引发的恐惧，可能会压倒现有的监督、对话、外交和控制机制，削弱我们做出知情且政治上稳妥决策的能力。以下任一技术的快速进步都可能破坏脆弱的力量平衡，永久改变国际安全格局，固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或预示混乱。
以下是正在改变国际安全格局的八项技术：
无人机。 从本质上讲，无人机就是会飞的机器人。美国似乎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超过11,000架此类飞行器，但随着成本日益降低，这项技术正广泛扩散：据报道，朝鲜也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而市售的四旋翼无人机已被毒品团伙用于监视和清除对手。去年，一名美国平民首次击落无人机，起因是邻居飞越其房产上空。
自主武器。 当无人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时，所产生的便是所谓的“自主武器”，它能够依据预设标准选择并攻击目标，无需人工干预。有人称其可能是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我们距离好莱坞那种外形像人类、冷酷决定生死的机器人或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就目前技术而言，已足以让例如一架搭载面部识别软件的武装四旋翼机从数据库中识别目标并开火。自动化武器的风险显而易见：例如，面部识别仍远非可靠；人工覆盖机制理论上可以内置，但可能发生故障；而且自动化武器可能遭恶意方入侵。
可穿戴设备。 这类设备在军事上的可能用途包括：通过感知情绪以避免错误决策；追踪身体机能以优化健康和表现；以“外骨骼”增强士兵表现，目前技术已使人类能够轻松负重约90千克；还包括间谍活动。在一个令人联想到伊恩·弗莱明小说的真实故事中，一位自称SexyCyborg的女士在网上发帖，讲述她如何用3D打印制作了一双暗藏抽屉的鞋子，里面装有用于收集信息的设备，然后凭借其迷人的外表进入相关机构，规避了诸如要求将移动设备留在门外等传统检测机制。
增材制造。 美国和中国军队均已在战争推演中测试过3D打印，它可能彻底改变供应链，使备件能够在战场上根据经数字传输的设计并利用当地可获得的材料现场制造。各国军队甚至希望能够打印食品，以及为伤员打印皮肤和假肢。然而，知识产权、质量控制和责任问题仍有待解决。随着打印机日益精密并能使用更多材料，某些类型武器系统扩散的风险也随之出现，因为复制关键技术变得更容易，也更容易绕过出口管制等常规限制。增材制造技术可能使新型弹头的研发成为可能，能够更精确地控制起爆时的颗粒大小和方向。
可再生能源。 就地发电的能力可能像就地打印零部件的能力一样，彻底改变供应链。各国军队目前已处于太阳能技术研发的前沿，包括能够利用可见光谱以外光能的染料敏化光捕获材料。嵌入衣物的纳米材料也可能使衣物成为一种重要的发电方式。
纳米技术。 过去十年间，我们在纳米尺度操控粒子的能力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也正迅速研发能够制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特性的“超材料”。一些可以设想的应用仍停留在科幻领域，例如《星际迷航》式的“隐形装置”，以及能够自我复制和自我组装的系统。我们在利用过冷温度下物质的量子效应方面也几乎才刚刚起步。尽管如此，短期内，相关创新有望使武器性能更强、更轻便、机动性更高、更智能、更精确。一个挑战是纳米电子器件需要大量电力；另一个挑战是，监控纳米武器扩散的难度将明显高于例如核武器。
生物武器。 生物战的历史几乎与战争史一样悠久，而生物技术、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快速发展，正为制造新型生物武器开辟新的、极具杀伤力的途径。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细胞并制造致命病毒。空气传播的定制病毒、经基因工程改造的超级细菌和转基因瘟疫，似乎都可能成为末日情景。随着制造致命生物武器的能力日益普及，1925年《日内瓦公约》和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公约》所确立的反对生物武器的全球规范正面临压力。
生化武器。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在战争情形中使用任何化学品，包括“非致命”化学品，但在此方面，技术进步同样使此类武器几乎成为一种“自己动手”的项目，并且越来越难以管控。无人载具也为在战场上投放化学制剂提供了新的有效方式。神经生物学和药理学的进展将提供越来越多改变行为模式和情绪的可能，或许包括能够改变神经信号、以造就令人联想到僵尸电影中那种战士行为的化学药物组合。
面对这些不断演变的威胁，最佳应对之策是什么？鉴于其中一些创新具有破坏稳定的性质，有充分理由主张，应对某些新型武器的使用确立法律禁令，并且（同样重要的是）确立强有力的规范予以反对。对于其他新型武器，例如更智能的系统和装备，如果使用得当，有可能总体上减少伤亡，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对其使用加以管制，而非彻底禁止。
然而，试图禁止研发一切可能制造出我们不愿见其被使用的武器的技术，并无太大意义。上述许多技术都有明显的民用用途，从配送无人机到用于治疗疾病的病毒基因工程，事实上，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正由民间企业家研发。
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技术：它们最初旨在赢得一场冲突，之后却带来和平红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的航空技术改进。历史还表明，很难预见哪些技术可能在军事上产生最大影响：正如在军事背景下创新的技术可能最终具有提升生活品质的民用用途，表面上无害的技术也可能出人意料地被改造成杀人机器。
撇开禁止技术研发是否可取不谈，还存在可行性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创新具有武器化潜力的技术的能力已不再是拥有庞大预算的军队的专利，小团体或个人凭借现成设备也日益能够开展此类工作。尽管技术也在提升我们的监控能力，但要确信没有任何团体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仍将十分困难。
相反，前进的方向在于寻找既能激励技术创新，又能避免陷入技术军备竞赛的途径。这需要开展合作，以理解技术如何演进以及可能如何演进，从而在此类技术被广泛武器化、落入不当之手或被用于恶意目的之前，展开关于新伦理准则的讨论。每个人都将从更深入的洞察、更专业的监督、更充分的准备以及协作性的思想领导中受益。
新领军者年会2015 将于9月9日至11日在中国大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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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ja Kaspersen，国际安全高级总监、负责人兼执行委员会成员；Andrew Hagan，化学与先进材料负责人；世界经济论坛
图片：2015年8月12日，一名男子在2015年台北航空与国防科技展期间，于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展示台湾制造的岸防火箭系统。路透社/Pichi Ch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