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数据一直是人道主义和援助工作的基石，相关工作注重数据收集技术，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普法战争。
然而，自2010年海地发生致命地震以来，一类特定数据的数量一直呈指数级增长：欢迎来到数字数据人道主义时代。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停止或放缓。因此，在人道主义和发展事业的方程式中，数据这一变量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今，三大重要趋势正在引领这一领域的发展：
人道主义工作队伍构成的变化；
传统权力关系的颠覆；
对更好、更快、更强工具的追求。
人道主义工作队伍构成的变化
如今，数据就是新石油，要最大限度地开采这种资源，尤其需要一支技能娴熟的队伍。
越来越多来自传统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正加入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的数据部门。短期内，这带来了两个连带影响：缺乏科学背景的同事对数据素养的需求增加；科学语言与非科学语言之间需要实现有效沟通。能够将科学领域的技术概念传达给非专业受众的“翻译型同事”，与数据科学家同样宝贵、不可或缺（尽管这一角色至关重要，但通常不会写入职位说明）。
一项高度依赖全球数据访问和数据存储的工作，很可能受益于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可扩展性。值得探究的是，人道主义领域的专业岗位有多大程度上“容易被计算机化”。
传统权力关系的颠覆
这一趋势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人道主义领域传统权力关系受到颠覆。
这一代新专业人士带来了新技能，有助于弥合该领域的知识差距；他们也带来了一种组织文化，从多个方面挑战该领域的等级结构。他们解决问题时重视迅速行动，而非陷入政治考量；他们通过透明和分享建立信任，这与他们此前接触过的扁平、横向组织如出一辙。他们确实把“编码者文化”带入了非科学领域的对话；语言一变，这个领域也随之改变。这种转变已经体现在私营部门用“客户”取代“受益者”、用“服务”取代“援助”之时。
众包早已用于处理海量数据。因此，新一批数字志愿者的兴起并不令人意外。他们是普通人，贡献自己的时间和技术，支持应急响应。正如帕特里克·迈尔在《数字人道主义者》中所指出的，无论是绘制尚未测绘地区的地图，还是监督选举流程，人道主义领域如今都能借助前所未有的全球协作，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开展工作。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人道主义领域的声音不再是不可质疑的真理捍卫者。更广泛地获取数据——无论来自实地还是人道主义行动——让公众能够参与独立核查。
对更好、更快、更强工具的追求
尽管我们距离人道主义领域采用尤瓦尔·赫拉利在开创性著作《未来简史》中提出的数据宗教仍相去甚远，但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确实正在从基层蔓延至该领域的最高层。去年，联合国人道主义数据中心在海牙举行开幕仪式，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技术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能够帮助“更快、更高效地为人们提供所需支持”。仪式通过Facebook进行直播，这一事实本身也印证了古特雷斯的话。
这种乐观情绪或许会让我们以为，解决方案可以打包成更好、更快、更强的技术产品，但现实是，技术尚不等同于效能。事实上，要达到最低限度的可行效率，技术工具就需要经过多次测试。标准需要制定、达成共识，并最终付诸实施。目前，代码仍需要培训人员和规则手册；我们必须记住，培训人员终究也是人——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但仍是凡人。
总而言之，说代码可以完全取代人道主义工作者未免言过其实，但这一领域正稳步经历跨界融合，并由此需要系统性变革。这种新方法最终应确保“算法人道主义”不陷入为数据而数据的陷阱，而是更稳妥地运用数字技术，体现我们的核心人类价值观。唯有通过贯穿整个领域的系统性、分布式领导，才能确保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