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安全能否成为各国政治家的一大考验?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Fishermen catch fish on the Oka River outside Kasimov, in Ryazan region, Russia August 4, 2018. REUTERS/Maxim Shemetov - RC178FDBD8A0
Managing water is a fundamental social contract, binding citizens and the state.Image: REUTERS/Maxim Shemet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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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中间派”或“第三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政策的结合,旨在超越混合经济与自由市场范式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过去二十年里或多或少主导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

但如今,这种中间派共识已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浪潮推翻。Giulio Boccaletti在《民族主义新时代下的水安全》一文中指出。

许多政党通过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以及倡导这些理念的国际机构)的益处赢得了选民支持,同时推行扩张性的国内经济政策。

这一政治议程对经济表现和公共福利的影响仍有待观察。然而,民族主义领导人面临的首要考验之一,可能就是能否满足本国的用水需求。

水的经济学

水安全是约束公民与国家的社会契约最根本的体现之一。水资源对社会的价值并不在于水资源本身,而在于能够提供可靠灌溉与饮用水供应、保护家庭和企业免受洪涝侵袭的基础设施与制度。

水资源管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也是一种自然垄断。失误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7月,日本洪灾造成数百人死亡,另有数十万人失去安全饮用水。然而,公共部门往往无力筹集确保水安全所需的巨额资金,因此社会不得不调动私人资本。

水同时也是一种私人产品,可以从供应商处购买。通常,社会通过市场机制或在经济边际上运作的收费体系来管理水资源供应。

个人对每增加的一单位水量的估值可能相对较低,但确保水资源可用的总成本往往要高得多。当社区收入无法支撑供水所需投资,系统随之崩溃时,这种高昂成本可能加剧不平等,甚至引发严重问题。

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恶劣例子。州政府接管了这座陷入困境的城市的财政控制权后,州长任命的一名紧急事务管理人将该市的饮用水水源切换为,即从底特律的供水系统改为弗林特河,且未对水质进行适当处理。由此造成的危险污染最终演变为现已有充分记录的健康危机。

要实现水安全,需要在显性与隐性的公共兜底、私人激励和制度安排之间实现精妙平衡。

当前政治议程及其所隐含的社会契约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其能否吸取历史教训。

三大新兴趋势表明,这样的考验可能比人们预想的来得更早。

1. 基础设施国有化

过去几年,整个欧洲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将水务公用事业收归国有(包括曾经为私有化树立典范的英国在内),并提高公共部门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虽然增加投资显然是必要的,但保障水安全与拥有资产并非同一回事。水属于自然垄断,因此其质量及获取渠道取决于监管与执法的有效性,无论其由私营企业、企业化运作的公共实体还是公共部门机构管理。

公有制并非解决供水问题的答案;它实际上是在选择纳税人承担哪些风险。面对干旱或洪水等破坏性且难以预测的或有负债,公众几乎总是最后的兜底者。是否还应将稀缺资本锁定于资产所有权,需要审慎研究。公共实体,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实体,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本来拥有并维护资产以抵消折旧,这可能进一步削弱水安全。

2. 分布式技术

新兴政治运动中的一股技术乐观主义,部分源于一种认知:网络和社交媒体赋予个人权力,并使服务“民主化”。这种热情自然导向对分布式解决方案的偏好;然而,这些分布式技术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以开普敦那场臭名昭著的干旱为例,富人耗资数百万美元来保护自己,免受公共供水系统可能失灵的影响,他们购买海水淡化设备或钻探私人水井以抽取地下蓄水层的水,而资源较少的人则焦急地等待水龙头是否还能继续出水。

个体化的分布式解决方案掩盖了一种危险的转变:从以集体付费的公共产品形式提供的公用事业服务,转向完全依赖市场的私人产品。有能力购买者会去购买;而那些无力购买的人——无论解决方案多么便宜,总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则将无法获得,从而削弱整个社会的水安全水平。

3. 环境保护

水安全需要一种系统性方法,其中环境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例如,仅仅在伦敦地下修建一条巨型下水隧道,并不能确保水安全,而是需要对整个流域的地貌进行管理。流域退化直接影响公民和产业可获得的水的数量与质量;城市中绿地的数量和类型,则决定了其吸收和过滤雨水的能力,以及防止下水道系统溢流的能力。

如果不投资于自然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本,各国便无法有效且可持续地实现水安全。随着长期存在、经区域协议确立的环境保护政策受到挑战,放松监管的意外后果可能迅速通过水资源显现出来。

例如,英国在脱欧后制定的环境标准与治理计划,可能导致其达不到欧盟水框架指令所要求的标准,该指令承认生态管理是水务部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缺乏这些标准,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作用可能受到削弱。

过去与未来的政治

在气候变化时代,环境问题即地缘政治问题。当前这股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并无消退迹象,水安全可能成为各国政治家的一个压力点,并暴露出意想不到的脆弱性。

旧的中间派议程未能充分应对水安全的复杂性。其对全球化、市场准入和消费的侧重,造成了水利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遗留问题,使社会更难抵御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

在许多国家,水资源短缺状况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将对城市、工业和农业生产以及脆弱社区产生实质性影响。新一轮民粹主义政治家将面临关于主权兜底、公共机构资本配置以及复杂市场监管的艰难抉择。民粹主义承诺的内在逻辑是,这些政治家的韧性将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韧性。水安全将对两者构成实质性考验。

《民族主义新时代下的水安全》,撰稿人Giulio Boccaletti,刊载于《新安全简报》(New Security Beat),该博客为威尔逊中心环境变化与安全项目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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