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已超过男性，生育年龄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晚，职场经验不断积累。然而，自1990年前后以来，男女劳动力参与率的差距便停止缩小，尽管各社会在消除职场性别歧视方面取得了进展（Blau and Kahn 2017）。为何这一停滞现象会发生？尤其是在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在一篇新论文中，我们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女性在做出关键的人力资本决策时，并未预料到子女会对其职业生涯产生的影响（Kuziemko et al. 2018）。我们就此提出了一些推测性的原因，并聚焦于一个关键趋势：生育带来的就业成本意外上升，且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而言尤为明显。
子女依然会给职业生涯带来相当大的成本，而这一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Angelov et al.（2016）和Kleven et al.（待发表）分别利用瑞典和丹麦丰富的行政数据开展的近期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女性的职业轨迹仅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才与男性出现分化。我们利用美国和英国几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数据集进行复核，结果证实了这些发现，并估算出：在生育后的五至十年间，女性的就业率下降约25至40个百分点，且相对于无生育情形下的反事实趋势，几乎没有恢复迹象（美国数据见图1）。对于男性，我们发现几乎不存在类似影响。
图1 美国女性生育后就业概率变化的事件研究分析
然而，我们的关注点主要不在于这些子女惩罚效应，而在于女性为何在人力资本发展上持续投入大量精力，却在生育后以如此高的比例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提供了多项证据，表明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生育职业成本缺乏预期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
意外
如果女性并未充分预料到生育对就业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起到信息冲击的作用，促使她们更新对自身能否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责任的看法。与这一观点相一致，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对工作与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态度变得更为传统。例如，成为母亲后，女性更可能同意“母亲外出工作会损害家庭”之类的说法，而不同意“丈夫和妻子都应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之类的说法。利用我们根据各数据集中现有问题构建的性别角色态度指数，我们发现，女性的态度在生育后的头两年变得显著更加“反工作”，且在生育后的五年内没有恢复迹象（英国数据见图2）。事实上，在英国，女性生育后的态度变化更大，比男女之间性别角色态度的平均差异。有趣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似乎对生育最为措手不及，她们观点上的“反工作”转变幅度比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更大。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男性态度发生显著转变的证据。
图2 英国女性生育后性别角色态度变化的事件研究分析
与我们的假设更直接相关的是，我们考察了美国PSID调查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询问父母是否认为养育子女比他们预想的更为困难。与上述发现相一致，即受过教育的女性最为意外，且观念更新幅度最大，我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认同这一说法；而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比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更多地认同这一说法。
为何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对生育的就业成本如此措手不及，尤其是考虑到生育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我们假设，关于生育就业成本的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预见到自己的职业需要大学学历的女性，恰恰是那些认为兼顾工作与养育子女会比实际情况更容易的女性。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这一动态机制的模型，其中女性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就业成本的不完全预测，并据此决定是否上大学。该模型表明，继承了最低成本预测的女性会上大学，而预测最高的女性则不会。生育之后，真实的就业成本显现出来，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会因兼顾工作与家庭之难而感到负面意外。我们的模型还表明，我们的实证结果只能通过跨代生育就业成本的意外上升来加以解释。
更长远的视角
职业与家庭的预期在时间推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考察职业预期的长期趋势，我们查看了高中毕业班学生对自己30多岁时将从事什么工作的设想，并将这些预期与其同期学生最终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图3）。我们之所以关注高中毕业班学生，是因为他们正处于做出上大学等关键决定的年龄。直至1968年，超过60%的高中毕业班女生预期自己在35岁时将成为全职主妇。在随后十年间，这一预期急剧下降，到1978年，约10%的高中毕业班学生预期自己在30岁时将成为全职主妇。如今，几乎没有高三女生预期自己在30岁时会成为全职主妇。
图3 美国高中毕业班学生对未来持家身份的预期与实际情况
然而，当我们将这些预期与现实进行比较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趋势。1968届学生高估了自己成为全职主妇的概率，而1978届学生则低估了这一概率。具体而言，尽管1968届女生中有超过60%预期自己在35岁时将成为全职主妇，但最终实际如此的仅约四分之一。（请注意，图中所有结果均按女性高中毕业年份绘制。）另一方面，1978届学生中约10%预期自己在30岁时将成为全职主妇，但最终实际如此的人数是其两倍。此后，每一届毕业学生都低估了自己成为全职主妇的可能性。
为何预期与现实之间会出现这种逆转？我们认为，生育的就业成本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而言，跨代来看，这些就业成本出现了意外的上升。多篇论文都强调，生育成本的下降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例如，电气化促使省力家用电器得以广泛普及（Greenwood et al. 2005），而与分娩相关的发病率降低及婴儿配方奶粉等医学创新（Albanesi and Olivetti 2016），使女性得以更好地协调工作与家庭责任，从而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
然而，较新的数据表明，这些趋势可能已经消退，而且生育的就业成本事实上可能在较新一代女性中有所上升。时间使用调查显示，照料子女所花费的时间在1990年前后急剧增加，且对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而言尤为明显（Ramey and Ramey 2010）。图4绘制了这些时间使用估算值，以及其他表明不同子女年龄段的生育就业成本在较新一代新手母亲中有所上升的指标。
图4 衡量“生育就业成本”的各类代理指标
过去50年间，育儿成本大致呈现U形变化。例如，美国的母乳喂养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下降，但在70年代又开始回升。其他衡量生育就业成本的代理指标，如育儿的货币成本，在近几十年也一直在上升。
结论
研究人员一直对男女劳动力参与率差距停滞不前的现象感到困惑，尤其是在女性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投入的同期趋势背景下。我们为这一谜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女性在做出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决策时，低估了抚养子女将对其职业生涯造成多大的成本。我们利用多项证据支持这一假设。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而非男性）在成为母亲后，对工作与家庭中的性别规范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反工作”，而受过教育的母亲对养育子女的就业成本最为意外。从长期来看，曾经高估自己将留在家中养育子女概率的女性毕业生群体，与近期毕业生群体中越来越多低估该概率的情况形成对比。我们提供了一些推测性证据，表明在经历数十年下降之后，育儿成本的上升可能是女性对此缺乏预期的原因。要解决劳动力市场中剩余的性别差距，迫切需要未来的研究探讨这一生育就业成本明显上升背后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