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辞去工作，陪伴妻子走过她可能复杂的孕期最后阶段。我们的女儿于十月出生；值得庆幸的是，她健康快乐。
请不要赞赏我的无私——我的经济状况稳定，而且随着新的业务计划逐步推进，我本就会在不久后离开原来的工作。我并没有承担多大风险。
这段经历如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令人烦恼的部分，还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我不想过多谈论这段经历对一对伴侣意味着什么：共同经历这一切，分担所有可以分担的事务，并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第一个微笑、眼睛第一次聚焦在你身上、第一次发出“啊咕”声。这真是奇妙。
更出乎意料的是，共度的时光和彼此的支持，为我们俩的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助力。我即将完成一个面向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加速器的融资，这在瑞士尚属首例。我的妻子正在慈善领域重塑职业生涯，瞄准C级管理职位。在过去半年里，我们俩都读了数十本书，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然，有时也确实令人烦恼。很难连续大段时间专注于工作，干扰不断。一段时间内你也无法频繁出差。而且有时女儿就是哭个不停，你们俩躺下睡觉时都筋疲力尽，心里想着单亲父母到底是如何撑下来的。
但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糟糕。
真正糟糕的是：我所经历的一切，用一个词来形容，竟然是正常的。这恰恰说明，二十一世纪的育儿本应如此。
但当然并非如此，远非如此。养育子女的负担仍然压在女性身上。在全球范围内，陪产假仍是事后才考虑的问题。这一状况令人忧虑，因为数据已经可得，且日益清晰：当男性休陪产假时，女性同样受益——她们会更快重返工作岗位，收入更高，感觉更好，而家务分工会持续多年。
未休假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报告今年早些时候表彰了少数国家，其中多数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认可其在提供陪产假及整体育儿假方面的表现。其他国家的数据则令人沮丧。瑞士位于该名单的靠后位置。它于今年颁布了一项法律，授予父亲两周带薪假期。我曾看到媒体将此誉为“值得欢迎的第一步”。我认为应当更加审慎，因为这不禁引出一个问题：“最后一步”要等到何时？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0》给出的答案恰好是：大约还需100年，上下浮动。按照目前的速度，那时我们才能实现性别平等。
但制度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即使父亲可以休假，他们往往也不休，而且这一做法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你或许看了上图后会想：“日本干得好！”然而事实是，2017年仅有5.14%的日本父亲休了陪产假。
在某些文化中，平等观念本就不普及。除此之外，在自认为崇尚平等的社会中，父亲不休陪产假通常有三大原因。上文已经讨论过第一点——制度。没有的假期无从休起。第二点是经济因素，且很直接：有时账单必须有人支付，留给空谈理念的余地并不大。
研究引用的最后一个原因最为耐人寻味。全球男性都称，休假会让他们在职场上丢面子。人们常说，始终专注于工作，会让你显得专业，并赢得上司的尊重。这与我在约六个国家工作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更敬重有操守的人，即那些坚守信念、并毫不犹豫、不加张扬地清楚表达立场的人。为了公司利益而牺牲家庭，或许能换来一句俗套的“好哥们！”和一记拍肩，但那并不是尊重。
“第一步”的困境
我认为我们对性别平等还不够认真。否则，我们对这一切会更加愤慨。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认为养育子女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我们会勉强承诺在10至20年后实现性别配额，也会撰写情真意切的LinkedIn帖子和犀利的推文，但我们并没有修复系统的“引擎”。这一点令人深感不安，因为时机可能转瞬即逝。社会运动并不会不可阻挡地、笔直地向前推进。
例如：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奴隶制理论上也随之废除。但到189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判决，非裔美国人的处境反而更糟，在宪法层面被归类为“隔离但平等”。我担心，“第一步”的心态会把#MeToo运动的能量引向“隔离但平等”的轨迹。
当系统无法支持既符合伦理、又在经济上合理的行动方案时，就是时候改变系统了。具体应该怎么做？答案是：给予男性和女性同等的假期。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建议，每人至少六个月。强制双方休假。然后再着手缩小其他领域的性别差距。
一些良好的范例正在涌现，恰恰出现在科技公司中。也许他们掌握了我们不了解的有关生产力的某些门道？Spotify向父母双方各提供六个月假期，无需任何理由审批；其业务发展得很好。
就我个人而言，我正投入部分时间，推动瑞士进一步的政策变革，并帮助父亲们挺身而出，支持自己的伴侣。
